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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法和私法的关系 公共法和私人法的区别起源于罗马法，并在欧洲大陆国家得到继承和发展。从理论上说,私法以个人的意思自治与私权为出发点,其任务是规范平等主体之间法律行为的实施,调整私人之间潜在的或者是现实的利益冲突;而公法,尤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宪法和行政法却是以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力为调整对象,其目的是确定国家权力运作的基础与界限。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名言很有概括性:公法服务于罗马帝国的利益,私法服务于个人的利益。虽然,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同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在对待是否应该区分公私法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就法律实践来说,现代法治的各国都存在着划分公法和私法的现象。尤其是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如何区分公私法更是一个实际的法律任务。 在法的传统观念上,人们对公私法关系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两者相异、互斥。例如,在19世纪的德国,其行政法鼻祖奥托·迈耶认为,法的一般性原则并不存在,公私法的混合关系也不存在,私法规定不得补充公法的欠缺。而在前苏联,公法往往还会不正当地侵蚀私法的精神和原则,其主流法学观更是将私法视为是不合时宜的事物。取而代之,公法或国家法代表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律的主要分支。维辛斯基主张摒弃“私法”,倡导要扩大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干预范围,增加国家在废除私人契约方面的权力。世易时移,法道异矣!在当代,出于对效率的关注和对“失灵”责任分担的考虑,政府必然要去寻求一种介于传统“强权—等级”国家和现代“服务—辅助”国家之间的国家观念,去寻求功能上的私有化以便营建一种公私合作关系。于是,欧洲大陆法国家遂产生了“公私合作”和“以私法完成公法任务”的提法,美国出现了“管理主义”和“企业化政府”的理念。在调整范围上,作为公法主体的行政法不仅可以像传统那样规范纯粹政府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的行政行为,对于私人受政府委托而从事公务的领域也应当考虑有所作为。在基本规则的构建方面,公私法的界限已并非牢不可破。 应该认识到,从公私法的关系而言,西方现代国家的法治发展轨迹同中国法治的发展历程不同,前者是在以私权为本位并存在发达的私法系统的情况下,在法治的轨道内逐步从私权中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由公法加以调整,这是一种社会政治契约的过程,是理性化、自愿且有序的结果。所以,在西方国家,公权对私权、公法对私法干预的主要问题在于公权与公法在哪些应当干预的领域出现了干预缺失或者是干预不力。而我国私权的产生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公权淡化、让渡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公权对私权、公法对私法干预的主要问题在于,公权与公法在哪些应当让渡不应当干预的领域出现了干预、没让渡或者是过度干预的情形。上述差异是思考和研究公私法合作关系不可忽视的背景。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再将公与私绝对地对立,不能继续公权可以任意、无序地干预私权的情况。相反,要在重视、尊重私权的基础上,去积极寻求公私合作。可以预言,公私合作关系必将导致公法和私法在功能与调整对象方面的汇合,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待公法与私法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