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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男性话语的批判 一 对埃德竞争的批判 1899年，美国女性凯特肖邦出版了她的震惊世界著名作品《觉醒》（1）。这位勇敢的创作和主题的大胆尝试是讽刺的，它使她的创作生涯走上了贫困的道路。在该小说出版后几周之内, 该作品就遭遇了强烈的抨击。许多评论家毫不客气地称之为一部“病态的”、“令人厌恶的”、“不洁的”小说。尤其对女主人公埃德娜的道德取向大加质疑, 认为她是典型的“自恋狂”, 她的自杀也是想摆脱自己的社会义务, 逃避自己为人妻人母的责任, 是一种卑劣的行为。也有不少评论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肖邦, 觉得她对埃德娜两段婚外情所持的“超然, 不加任何评论, 却热情、宁静、自由的语气”完全是在赞赏与怂恿她的这种不道德行为。甚至她的朋友、作家兼评论家C·L·戴月也认为“它 (《觉醒》) 既可怜、又疯狂、又堕落。但小说的艺术造诣的确达到了巅峰。” (Culley1976:149) 舆论压力之下的肖邦此后几乎再也没有动笔。小说《觉醒》惨遭了被从各地图书馆的书架上撤除的命运, 甚至她的故乡圣·路易斯市的图书馆也拒绝再收藏这本书, 肖邦本人也被圣·路易斯文艺社取消了会员资格。在此后的数十年中,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无人问津。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 西方国家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到来, 尤其是风行于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享乐型的个人主义, 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 反叛成了时尚的标志, 这部小说才又得以重见天日, 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一直遭到贬抑的肖邦也一跃而成为美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 因而在评论界广受关注。本文拟运用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理论, 通过分析埃德娜在思想意识、艺术灵感以及女性欲望等方面的觉醒, 以期揭示在男权“全景敞视监狱”式话语监视之下, 女性试图颠覆男权规范从而实现一种女性原则或女性精神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妇女觉醒之后, 路又在何方? 二 自我意识的觉醒 “全景敞视监狱” (Panopticon) 理论是福柯权力理论的核心部分, 旨在建立权力对知识的占有以及知识如何“批准权力的行使, 并使其合法化”。 (丹纳赫等2002:127) 福柯运用了18世纪边沁 (Jeremy Bentham) 所构想的“全景敞视监狱”为其“层级监视”的实现手段, 其结构为:“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 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 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 (福柯2003:224) 这样, 一种高效的人体监视系统就产生了。此系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瞭望塔中只需一个人, 仅仅通过注视就可以监控囚室中所有的犯人;即使瞭望塔拉上窗帘, 里面无人监视, 囚室里的犯人也会感到窗帘后有双注视的眼睛, 从而将这种压力施加在自己身上, 变成自我监视的一种手段。在这个全景敞视监狱中, 瞭望塔中的监视者不仅是管理知识和真理的拥有者, 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权力的执行者, 而权力的来源对于囚犯而言是符号即瞭望塔的存在, 也就是男性建构的话语体系。男性自视为瞭望塔中的那个似在非在的监视者, 而女性则被视为囚徒, 必须受到来自瞭望塔的监视, 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 成为自我监视的一种手段。《觉醒》中的女主人公埃德娜便是在这无形的监视之下而无法遁形, 只好游向大海深处…… 埃德娜婚后过着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所期待的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丈夫事业有成, 对她一往情深, 忠诚不渝;两个孩子聪明伶俐, 健壮可爱。然而, 那个在格兰德岛度假的夏天却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她。那明媚的阳光、和煦的微风、迷人的沙滩以及诱人的海浪, 让她回想起了儿时在肯塔基州自由自在的生活, 她时时“又感到自己在那绿油油的草原上, 很随意地、毫无目的地、心不在焉地、漫无方向地走着”。 (20) 自然的呼唤, 对自由的向往从此便冲击着她的心扉, 使她反叛的个性开始慢慢滋生。正如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所强调的那样:女性是通过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的。男女在体验、理解和评价自然方面存在着差异性, 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 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较之男性在社会中确认并树立自我, 敏感的女性在面对自然万物时, 更容易发现自我的存在。在田野、森林、河流的怀抱中, 女性特有的触觉仿佛被唤醒, 她们对花的芳香、水的清澈、阳光的温暖、夜空的深邃有着更细腻的感受。在大自然的松弛中, 女性仿佛得到了一种解放。也就是说, 在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 女人发现自己正如波伏娃所说的“在植物和动物当中, 她却是一个人, 既摆脱了家庭的束缚, 也摆脱了男性的束缚——成为主体, 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埃德娜正是因为投身于大海的怀抱, 在水中自由自在的遨游唤醒了自我意识的苏醒, 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 感受到了自己的欲望召唤,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追求自我。 埃德娜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对于话语权力的争夺。索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