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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伯格船葬的未来 1903年8月8日，这一天是挪威邮农大学的考古学教授，也是国家文物博物馆的馆长。加布雷里亚阿道夫戈斯塔夫森，50岁。他在清晨醒来时, 打算如何为自己庆生,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或许他并没有特别看重这一天, 突然一个名叫奥斯卡·罗姆·奥斯伯格的农民敲响了他办公室的大门。 此人来自挪威西福尔郡的斯拉根, 是个农场主。他一直认为自己农场中的那个山丘是一座船葬, 便在农场里乱挖一气, 不料还真找到了些东西。于是在8月8日这天, 他兴高采烈地带着挖出的木刻残片来到大学, 要求与博物馆馆长见面, 声称自己发现了船葬遗址。半信半疑的古斯塔夫森教授仔细检查了木刻残片后, 很快就赶往奥斯伯格农场, 并亲自试掘了一个考古坑一探究竟。初步成果足以让这位考古学教授相信这将是一个无比重要的考古发现。然而北欧的冬天来得太早, 古斯塔夫森不得不封死考古坑返回奥斯陆, 计划来年做正式发掘。1904年6月13日, 在资金全部到位后, 正式发掘开始了。根据初步的探察情况, 古斯塔夫森知道这是一座维京时代船葬, 但那时的他万万没想到, 将在3个月之后重现天日的这艘长船将是挪威历史上发现的最古老、最精美、影响力最大的, 同时也是最后一艘维京长船——奥斯伯格长船。 在详细介绍奥斯伯格船葬之前, 我们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罗姆这位农场主坚信自己的农场里有船葬并大肆开挖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先看一看19、2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历史背景和奥斯伯格船葬之前的考古发现。 关于“三维”说 1816年, 当丹麦政府打算建立一座国家博物馆时, 克里斯蒂安·约恩森·汤姆森——一个对考古学兴趣浓厚的富商之子——被派到哥本哈根圣三一教堂清点储藏在那里的古董。为了便于展览, 汤姆森一开始只是简单地将物品按照材料和功能分为几类, 例如石制武器、青铜武器及其相关的青铜物品、铁制品等等。但当他仔细研究这些物品时, 却发现他的分类系统还体现了一种时间关系。所以当这些物品于1819年在圣三一教堂展览时, 它们被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就是考古学“三期说”的起源。1836年, 汤姆森出版了《北方文物陈列指南》, 详细地介绍了“三期说”及其子分类。此书于1848年被译成英文, 并风行整个欧洲。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子分类当中, “维京时代”脱颖而出。从物质证据上来说, 这个分类主要来源于一系列与航海和海盗活动相关的铁器时代遗物;但从精神层面上来说, 维京时代的建立和风行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的产物。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 几乎每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需要为自己的过去建立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 一个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并将国民紧紧团结在一起的过去:丹麦需要走出1864年战争惨败给普鲁士的阴影, 挪威直到1905年才从瑞典—挪威联盟中独立出来, 而早在19世纪初, 瑞典就把芬兰输给了沙俄。同令人失望的现实相比, 维京时代则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称霸欧洲的理想时代:丹麦强调本族维京人对英格兰的占领和殖民;挪威声称挪威维京人不仅在在公元870至930年间殖民冰岛——也就是所谓的“冰岛定居时代”, 他们的足迹还遍布格陵兰岛和北美东海岸;至于最终成为法兰西诺曼底公爵的维京头领罗洛, 则是两国相争的对象。 虽然今天的我们很难对这些历史争论的影响和价值做出定论,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历史被逐渐“发掘”出来, 维京时代也成为作家和艺术家的宠儿, 而他们的作品又进一步推动了普通民众对维京时代的热情。不过要想巩固维京时代作为一个独特文明的地位, 仅有艺术作品和出土的几件武器、家用物品是远远不够的;人们需要一些能够代表该文化的、独一无二的“大物件”。考古学在此背景下“大显身手”, 成为当时斯堪的纳维亚的显学。 维护船葬的文化传统 灰姑娘想去参加舞会, 神仙教母就为她变出水晶鞋。“心想事成”这四个字往往只在童话里出现;在现实的历史研究之中, 我们只能安于现状, 在最大化地利用现有材料的同时, 努力寻找新的证据, 偶尔幻想着上天能给我们一个奇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幻想而已。然而, 在维京考古的初期, 奇迹竟真的发生了, 只是在这个“童话”里, 我们的水晶鞋却是几艘相继现身的维京长船。 最早重见天日的是博勒长船 (Borre Ship) , 或者更准确一点, 是它的残骸。1850至1852年间, 挪威西福尔郡霍尔滕市修建一条新的公路时, 施工人员偶然发现了长船遗迹并将其“发掘”出来。不幸的是大多数出土物品在缺乏修复和管理的情况下消失了, 长船本身除了几颗铆钉外, 也没留下什么东西, 但博勒长船给了人们一个关于维京船葬的基本概念。 1867年, 图奈长船 (Tune Ship) 出土了。它的发掘情况比博勒长船好了很多, 给公众留下的印象也深刻了不少。长船可以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