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泰厚』人俸折看晋商管理理念.docx

? ? 从『新泰厚』人俸折看晋商管理理念 ? ? ◇ 张 晔 晋商自清道光时期创设票号，至民国时期消失，历经百年。晋商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承担了民间金融汇兑和国家财政汇兑的功能。作为一个从民间兴起的商业组织，能占据金融行业的半壁江山，与晋商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密不可分。 晋商票号通过多年的营商经验预见性地创造出金融机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为晋商票号的发展、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和管理人才。晋商博物院收藏的两份“新泰厚”人俸折提供了“新泰厚”票号人员的详细信息，是研究晋商著名票号“新泰厚”管理理念的重要一手资料。 人俸折基本信息 人俸折是记录票号伙友辛金的档案。晋商博物院收藏有两份人俸折，为叙述方便，按照该人俸折所记录伙友的数量，将记录149人的定为人俸折一（以下简称折一），记录160人的定为人俸折二（以下简称折二）。 折一尺寸为65mm×117mm，19折，除最后一折正反为5人外，其余每折正反共计8名伙友信息，首页写有“宪年宝号”字样；折二尺寸62mm×122mm，20折，每折正反书写共计8名伙友信息，首页从左往右依次写有伙友前月十八日、人、人俸（苏州码）的字样。两份人俸折内容涵盖伙友姓名、表字、籍贯、股数（没有股的为辛金数）、现状等，且伙友信息基本相同，可以基本推定二者均为一家票号所属。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明确表明所属票号和时间，笔者根据人名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大致推断其属性和时间。 我们先来看其票号的属性。折中享有一俸股的人为段村的张凌霄，现平遥县段村还保留有新泰厚大掌柜张凌霄的故居，这与人俸折中姓名、籍贯均相符；折中出现的赵桂元，字子香，为《票庄遗事记略》的作者，对于其身份，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著的《晋商研究早期论集》中，明确表示其在“新泰厚”北京分号任职；折中记载的杨立朝表字、任职于桂等信息，与晋商博物院所藏曾在“新泰厚”任职的伙友杨立朝的一幅照片内容相吻合。照片周围题记以自述形式记载了其职业生涯。杨立朝，字笏卿，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就职于“新泰厚”，曾先后在济南以及周村（清光绪十六年）、广西（清光绪三十一年）、厦门（清光绪三十二年）分号任职，并载其于民国2年（1913年）在济南任职时“新泰厚”歇业；同时在整理其他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太谷“锦生润”票号民国元年（1912年）的一封信稿中写有“新泰厚侯惠卿”，而此人在折中也有出现。通过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判定这两份人俸折应属“新泰厚”票号。 关于人俸折具体的书写时间，两份折均未记载。通过比对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书写的时间段。折二记载大掌柜张凌霄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十八日身故，而折一则没有身故信息。结合杨立朝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在桂、民国2年赴济南的时间，以及折二中出现的部分故去的伙友信息，我们可以推断折二应是记载一个分红周期的人俸折，且书写时间应在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2年之间。折二记载伙友数量多于折一，且在辛金上有所增加，有同一伙友在折二出现故去信息，故折一的时间应早于折二。 “新泰厚”人俸折折一 “新泰厚”人俸折折二 “新泰厚”属于票号中的“平遥帮”，是“蔚”字五联号之一，开设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民国10年（1921年）歇业，是经营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票号之一。这两份人俸折撰写时间正处于“新泰厚”由盛转衰的阶段。折中大量的人员、辛金、分号等内容，为研究“新泰厚”票号发展后期人员结构、经营状况提供了详实信息。 人俸折所反映的“新泰厚”管理制度 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辉煌的篇章。虽然人俸折信息单一，但从中我们仍能窥探到当时山西票号的一些基本制度。 一、用人制度 受地缘因素影响，晋商在用人上更偏向于雇佣本省人。贺黻晃在《中国经济全书》中提到，“查山西票庄同业者，关于雇佣店员之规定，限于山西人，他省之人不得援用”；陈其田也曾在《山西票庄考略》中指出，“山西票庄自经理以下的伙友，除了一二仆役外，清一色地雇佣山西人”。从这两份人俸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泰厚”的用人是严格遵循此行规的。 两份人俸折中的人员籍贯信息 两份人俸折中的人员籍贯信息 我们对两份人俸折中涉及的人员籍贯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两份折共计出现162人，无一人为外省人，而平遥和介休籍贯的人分别高达109人和28人，占总人数的67.3%和17.3%。我们知道，晋商在人员任用上还有“避亲不避乡”的传统。通过对折中信息的分析，可以发现“同乡人”的范围可以进一步缩小到同县甚至同镇同村，如折中反复出现代表平遥城内的“本城”多达29次，段村、张兰、贾村、岳壁等村庄也高频次出现。晋商的这种用人制度，原因有二：一是晋商历来就有重商传统，从商人员众多，有充足的后备力量。尤其是平、太、祁地区作为票号重要的集中地，流传着“做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