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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刑释人员社会安置教养工作的思考 神病人暴露出的社会因素 近年来，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精神病人犯罪和恶性事件，结果严重，社会影响巨大。明确刑释人员的联系以及定位和宗教支持对社会和平管理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影响。 一、 社会分配与培训的联系 （一） 家属接回监狱，司法、公安机关到监 以2019年为例，截止12月底，广东某监狱全年刑释精神病服刑人员200余人，其中家属接回100余人，占比80%；监狱遣送移交原籍司法部门30余人，占比18%；司法、公安机关到监接回3人，占比2%。目前，仍有40多名精神病服刑人员身份未核实，面临安置帮教难的困境。 （二） 精神病服刑人员的排查及评估工作模式 针对精神病刑释人员安置衔接工作的特点，广东某监狱教育职能部门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通过不断改进“信息收集”“沟通衔接”“遣送安置”等工作流程，加强岗位人员的业务培训，完善沟通协调与衔接机制，注重经验积累，总结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工作模式：一是提前对新入监精神病服刑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及时录入及反馈服刑人员信息，确保各级综治委特殊人群专项组办公室和基层帮教组织对精神病服刑人员的基本信息进行及时核查；二是定时主动排查此类服刑人员中存在未成年子女失学、家庭婚姻关系出现危机、长期无会见等情况，并通知其户籍地司法部门，为实施帮教创造便利条件，根据精神病服刑人员在监狱的表现及回归社会危险性进行综合评估，针对其具体情况，对地方安置帮教工作提出建议；三是提前与地方安置帮教部门和公安机关进行“释放通知书”“社会危险评估意见”等有关文书材料交换工作，拓展多种途径与家属以及户籍地司法部门对接，协调落实家属前来衔接、返回报到等事宜； 二、 社会分配和支持活动的困难 （一） 刑释人员回归家庭后，生活适应的心理 以广东某监狱在押的精神病服刑人员为例，犯故意杀人罪的人数约占精神病服刑人员总人数的44%，其中有部分是杀害自己的亲人，这部分服刑人员行为发生后即被家庭和亲属抛弃，联系家属后根本不接纳。同时，大部分精神病服刑人员的家庭经济情况较差，而精神病服刑人员刑释回归社会后仍然需要长期服药，部分家庭根本无法承担药物治疗费用，脱离药物后病发风险大大增加，家属由于无能为力或是惧怕，往往都对精神病刑释人员回归家庭抱着很大的抗拒心理，即使该部分刑释人员回归家庭后，也面临无人看管或被遗弃的情况。 典型案例：杜某，34岁，四川某县人，鉴定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犯抢劫罪，原判有期徒刑3年。家里有一老母亲和兄弟。该刑释人员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稳定，能按照医嘱定时服药，没有违规违纪行为。根据笔者与杜某刑释前的谈话了解到，杜某思维接近于正常人，没有明显异常行为，性格内向，同时有较强的自尊心。教育职能部门在杜某刑释前，多次与其家属进行沟通做思想工作，希望家属能前来监狱衔接，但杜某家属以家庭条件困难、惧怕其回家后病情不稳定为由坚决不接纳。杜某刑释当天，监狱遣送小组警察在铁路部门以及户籍地司法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于四川省某高铁站顺利完成了衔接任务。杜某家属最后迫于各方压力，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将杜某从户籍地司法部门接回家安置。但随后一个月左右，笔者收到户籍地安置帮教工作人员的反馈，杜某乘家属外出劳动之机在家中上吊自杀了。根据笔者了解，杜某回家后家属无视其病情的恶化，对其不闻不问、疏于管教，最终诱发了悲剧发生。 （二） 精神病刑释人员安置帮教不协调 一是由于部分精神病服刑人员入监前后户籍无法核实、户籍与居住地不符等原因，刑满释放后，地方政府拒绝接收。二是部分偏远地区长期缺乏资金资源保障，地方安置部门以无安置地方、无法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等为由，拒绝接收“三无”精神病刑释人员。三是部分地方政府部门由于无理推诿不作为，社区、村委等因惧怕该部分精神病刑释人员回归后给当地带来不稳定因素，对监狱的衔接要求消极应对甚至设限刁难。同时与监狱衔接的是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监狱很难协调其他社会管理机构，遇到地方部门不作为的情况，监狱缺少有效的应对措施。 典型案例：无名氏，判决书无姓名、无户籍，鉴定为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犯非法禁锢罪，原判有期徒刑3年。无名氏刑释前，由其逮捕机关广东省某市公安局和另一市公安局DNA采集比对，均无法确定其身份。与监狱所在地的综治办、原侦查的公安机关所在地司法局和公安局就无名氏刑满释放后的安置帮教进行了衔接，均回复因没有过渡性安置基地，无法对其进行妥善安置。因安置衔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无名氏刑释后近一个月被临时安置在监狱附近精神病医院内，监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后，事情一度陷入困局。后因联合当地政法委、公安局等部门沟通协调，无名氏刑释安置工作才得以解决。该次衔接任务过程的复杂性远超所有人预料。 （三） 不可预见的安全威胁 一是集中关押监狱中，遣送精神病刑释人员的任务量大大高于一般监狱。二是精神病刑释人员中，不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