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中的不说谎义务.docxVIP

康德《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中的不说谎义务 康德在一篇题为《论人类对爱的错误而谎言的所谓权利》的文章中认为，说出来是一种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一义务，不管结果如何。如果一个被追杀的朋友藏在你家中, 凶手问你, 他是否在你家, 即便这个时候, 你对凶手说谎也是一种犯罪。 一、 是否存在法律体制的问题 首先明确一下康德所说的说谎或者诚实的含义,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误解。康德所谓的“说谎”是指“有意对另一个人做出不真的声明” 对于康德的说真话义务, 有两个重要的批评者。一个是与康德同时代的法国学者邦雅曼·贡斯当 (Benjamin Constant) , 另一个是当代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克丽斯廷·科尔斯戈德 (Christine M.Korsgaard) 。贡斯当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 [但是]如果人们无条件地并且处处采纳这个道德原理, 它就会使任何社会成为不可能。” 科尔斯戈德对康德的批评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 她认为康德的说真话义务可以得到康德的先天道德律令中的人性律令和目的王国律令的支持, 但却不一定得到普遍立法律令的支持。因为, 那个追杀你的朋友的凶手在向你询问你的朋友是否在你家时, 他一定以为你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要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向他说谎是有效的, 而且即使将这个行为准则普遍化, 它仍然是有效的。其次, 科尔斯戈德认为, 康德关于不说谎义务的观点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他的道德理论是一种“单层理论” (single-level theory) , 他没有区分理想的道德环境与非理想的道德环境, 因而也没有区分理想的道德原则和非理想的道德原则。在科尔斯戈德看来, 理想的道德原则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长远的政治与道德生活提出了理想的行为准则, 但是它们并非总是直接可行。它们的运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即假定每个人都行为正义, 假定历史的、经济的和自然的条件达到了理想的行为准则能够实行的程度。非理想的道德原则适用于存在着恶的非理想环境中, 在这种环境中, 我们应遵守的是具体条件下可行的原则而不是理想的原则。非理想的道德原则会为我们设定某些优先规则, 这些优先规则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应尽可能遵守的规则, 它们使非理想情况下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恶最小。科尔斯戈德并没有完全否认理想道德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她认为即使在非理想的环境下, 理想的道德原则对我们的行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它规定了我们追求的目标, 使我们在确定优先准则时知道最重要的准则有什么特征, 并指导我们采取最不让人反感的措施。 科尔斯戈德的“双层理论”很有意思, 但是在哲学史上并不新鲜。斯宾塞曾探讨过类似的问题, 即绝对道德与相对道德。他说:“完满的人与不完满的社会是不可能共存的;如果他们共存, 不会产生道德标准所希望的结果。” 科尔斯戈德与贡斯当对康德的批评有一个共同点, 即都认为康德所谓的说真话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 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普遍遵守。不过他们所举的理由不同, 因为他们的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贡斯当对康德的批评立足于法学的层面, 科尔斯戈德则对康德的批评则立足于伦理学层面。 二、 实践法则的正确适用 作为贡斯当的同时代人, 康德对贡斯当的批评进行了回应, 这个回应收录在康德的著作集中。康德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三个辩护:第一, 对凶手说谎, 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声明不可信, 从而使所有建立在契约之上的权利无效, 这就对一般意义上的人性造成了伤害;第二, 说真话未必会给被追杀者带来伤害, 换言之, 对被追杀者的伤害纯属偶然;第三, 权利绝不能去适应政治, 而政治必须永远适应权利。 (4) 康德当然不能回应当代学者科尔斯戈德的批评, 但他的著作可以回应。首先, 我们要替康德指出, 科尔斯戈德根据康德的普遍立法律令, 模仿康德反对虚假许诺的例证, 对于说谎权利的普遍合法性的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康德说, 通过虚假承诺来借钱, 这一行为准则如果为每一个人所采纳, 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人借钱了, 通过这种方式来借钱就行不通了, “谎言最终以欺骗自己结束” 其次, 根据康德的理论, 任何道德法则都是理想性的要求,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道德法则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实现就否认其正当性。在康德看来, 实践法则“说明什么应当发生, 尽管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再者, 科尔斯戈德认为理想道德原则不能用来对付非理想世界的恶, 这乃是对康德哲学的一个误解。康德的道德哲学并不是海市蜃楼。康德所说的不说谎义务并非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理念, 而是来自一个理性存在者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且康德的道德理论所针对的恰恰是非理想世界中的非道德倾向, 怎么能说它“本来不是用来对付非理想世界中存在的恶”?科尔斯戈德似乎把康德的道德义务单纯理解为理想世界的命令了。但是在康德看来, 在理想世界里, 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