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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社会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社会 2000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巴特提出了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没有离开西方理论家的视野。古希腊思想家从哲学的高度探索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关注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虽然这些早期的文艺社会学思想是零碎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这股潜流一直贯穿到了18世纪。当时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曾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背景中来考察诗,德国的一些文学家美学家也曾不同程度地从社会历史环境中探讨文学和艺术。正是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法国斯达尔夫人1800年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才为文学社会学奠定了学科规范。斯达尔夫人之后,到19世纪泰纳提出“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以及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创立,古典的文学社会学已经初步建立了理论体系,文学同社会学之间也开始了认同和互渗的过程,社会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模式被确立了下来。 社会批评强调艺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关系,关注社会和文学影响的同时性和相互性,力图建立并描述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文学研究进入20世纪之前,社会批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一直长盛不衰。20世纪以来,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激变和碰撞之下,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期间,从语言学观念出发,从文学作品的形式与结构入手来探索文本意义内涵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盛极一时。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文学作品的自足性,割断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和文学接受者的联系,强调从文学作品的内在因素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读解。但这种“内在研究”的批评范式在最初反拨了传统社会批评的一些偏颇之后它自身也暴露了应被反拨的局限,那就是对作品本体的普遍强调并几乎成为一种偶像崇拜, 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动荡不安的世纪,社会的激烈变革曾带来了各种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身处其中的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不仅痛感时代的黑暗,而且大都怀着一种忧愤的情感作着各种各样的抗争。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这样表达过他的世纪体验:“对20世纪占优势的思想潮流,我体认到自己内心世界存有一股疏离感,体认到务必要以精神的力量拒斥政界、文学界、宗教界(东正教)。孤独是我生命的基本旋律,我时感自己十分孤独。但依从自己的积极性和战斗性,我又周期性地进到现实的众多领域中去。然而现实总那么令人沮丧,幻灭感总时时折磨着我。” 从幻象与现实的能动关系出发,考德威尔批评了当时的文学。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学严重地脱离现实而求助于一种本能的意识,进而以一种“法西斯的,而非共产主义的” 在当时法西斯势力日渐猖獗社会动荡急剧加紧的社会情势下,考德威尔的社会批评显得有的放矢。他把文学与社会历史情境结合起来,考察文学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中的起源和演化过程。正是从社会历史的考察中,考德威尔发现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作用,所以才会对当时文学艺术的退避趋势大加责罚。在考德威尔生活的时代,社会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为起源的人本主义思潮和强调人的自由天性提倡资产阶级个性化的自由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把人的非理性的意识表达发挥到极至,自由主义则使人退避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一隅。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文学园地充斥的是劳伦斯式的资产阶级个人文学,而在文学批评领域,由于形式主义、语义学、新批评等重视文学的“内在问题”的批评流派的崛起,当时日渐紧张的社会形势和日渐突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被视为“非文学”的要素而排斥出文学批评的视野之外。伊格尔顿在谈到艾略特时曾说:“艾略特的批评,对于文学作品实际上表达的东西不屑一顾:他的注意几乎完全限于语言的性质,感觉的类型,以及意象与经验的关系。” 继考德威尔之后,20世纪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批评家是法国的戈德曼。戈德曼着意对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批评进行改造,提倡一种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出发来解读文学作品的发生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发生结构主义从“文学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把文学作品放在它得以产生的世界中,对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作了发生学的考察,注重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要素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特定社会集团思想体系结构之间的同源性关系,并且试图描述这种关系的功能意义。戈德曼认为,文学是与一定的社会集团相想联系的,他说“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结构严密的,并且表达一种世界观”, 戈德曼认为,这种发生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与流行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是不同的,因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是“对功能和意义的否定”,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皮亚杰、卢卡奇以及马克思对戈德曼的影响。戈德曼从黑格尔关于主客体的辨证观念出发,不但吸收了皮亚杰的整体观念,而且吸收改造了卢卡奇的关于“整体性”的思想,从而使他的发生结构主义批评观念区别于传统的实证社会学批评。发生结构主义将批评指向一个更大的功能化结构之中,把文学艺术作品与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联系起来,对文学艺术作品与社会集体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