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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克到休谟英国政治社会思路的转向 过去，英国的社会理论资源开发往往局限于“功利主义”的概念，忽视了传统内部复杂部落的变化和整合。英国传统与中国社会的切近性自早便体现在中国现代变革中严复对“力”“政党”“感通”等的阐发。对于如何在新的民情经验之上融通传统之本和形成政治社会的新思路,同样历经革命洗礼的英国社会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努力。18世纪早期,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汇入极大地改变了原清教传统的政治社会路向,形成了以商业社会的文明化为基础的方案。尤其是在休谟的理论中,以人学和人史为本而研究政治社会,在历史中寻找事物变易的轨迹和哲学推理的经验基础,本身即意味着新的自由传统的奠定。 以自由议会制为政制根基的英国社会蕴含的革命危机一直如幽灵般徘徊在其政治社会思想的上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人不仅砍掉了国王的头颅,摘下了国王的皇冠,还自由地将一位荷兰人放上王位,又将一位德国人放上王位。对这批思想家而言,是英国而非法国即将再次走向革命,而法国绝非英国才是文明的君主国的典范(Phillipson,2012:16-17)。面对这个问题,洛克率先努力通过劳动— 财产的治理方式,使革命中的“无主之人”(masterlesse men)重新回到服从自然法的理性自由状态,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的习俗与民德,以保证以议会为最高权力所属的公民社会的稳定性。洛克的政治社会思想奠定了辉格党的哲学基础,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社会思路。休谟以完全不同于洛克式自由主义的英国政治话语,在新的科学传统中找寻超越党派意见来探究政治社会原理的方式。他把洛克与拉宾、霍德利、 悉德尼放在一起,称其著述“最为可鄙”,并以同样的轻蔑态度看待拉宾 ·德 · 图瓦拉这一类辉格党史学家的作品(波考克,2012:374- 375)。 对英国式自由同样进行过深入观察的孟德斯鸠感慨说,英国政体似乎是“自成一类的,没有历史先例的意外现象”(Singer,2013:157)。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共和制,商业迅速增长和奢侈不断扩大,都使之不具有共和制所要求的那种德性;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君主制,虽然政体保留了君主,但结构和本原都不是君主制的,“它的政制的直接目的就是政治自由”,它的人民“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君主而骄傲,君主的骄傲也不过基于他们的独立”(Montesquieu,2003:166、332)。 孟德斯鸠(Montesquieu,2003:70)只能用“掩藏在君主制形式下的共和政体”来描述这种特殊的现象。 因此,无论是从对中国自身问题的关切出发,还是抱着理解自由问题的初衷,都需要重新仔细梳理从洛克到休谟的英国政治社会思路的转向,为理解英国社会理论中更为丰富的面向提供某种线索。 一、 权力的宪法构造 伴随着基督教世界的瓦解,革命后人们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 洛克的契约社会的思路绝非纯粹颠覆性的思想变革,他保留了圣经的整体结构,力图让分裂的人们回到某种共同的信仰传统,孕育新的民德,以作为新的宪政的根基。洛克对传统资源的整合方式与同属清教传统的笛福不同,前者放弃了奥古斯丁式的“忏悔”之思来培养宗教情感,而通过劳动来使人保留质朴和纯真。在洛克这里,上帝的看护变为每个人的看护。每个人通过劳动,将自然共有状态中的“物”转化为促进此世的保存和繁荣的 “财产”(property)。在这种积极的保存过程中,个人成为现世生活的治理主体,展开与子女、配偶、仆人、朋友以及陌生人的道德交往。 所以,“property”绝非无根的动产(movable property),而是人在此世的新的道德存在形式。 从洛克(Locke,2003:287)的推演可知,财产权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最根本的环节在于“人对于他自己的人格享有一种所有权(property)。” 洛克将财产权和人所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连在一起。“property” 不仅是动产和不动产,更意指人格、自由和生命,是“我”于此世的“存在”样态,而我的道德生活围绕它而展开。因此,在洛克这里,财产的保存成为人世的根本命题。然而,自然社会中的人虽享有自由,但不能完全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大部分人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一旦不义的行动发生,人就只能自己充当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使自然状态成为“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人们在这种状况中对财产的享受很不安全,很不稳定”,因而“他们并非毫无理由地寻求并同愿意和其他已经联合起来的人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存他们的生命、自由和地产,及一般称之为财产的东西”(Locke,2003:350)。 洛克用财产权重构了封建宪制,使之奠基在“同意”之上。他用不少篇幅对“同意”进行注解。首先,这种同意根源于人们以自然法为准绳, 按自己的意志生活,而不受任何人的意志的支配的自由。之所以强调这种“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约束的自由”,是因为它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