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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皇陵的公园转型 如今，人们再次熟悉公园。大多数城市都有公园，公园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拥有悠久的园林建筑史, 但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是19世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 近代公园在中国兴起和发展主要有三个途径: (1) 最先在中国产生的是由西方列强在租界地建造的租界公园; (2) 受租借公园的影响, 一些私家园林和皇家禁苑开放为公园; (3) 民国时期, 市政当局开辟和新建的公园 一、 北陵公园附井公园 在分析皇陵转型原因之前, 有必要了解一下北陵和东陵公园的“前世”。北陵公园由昭陵开辟而来, 是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合葬陵墓, 因位置靠近沈阳城北, 称其为北陵。在清初关外三陵中, 清昭陵是其中规模最大、最具特色的一座帝陵, 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之一。它于清崇德八年 (1643年) 开始建设, 在顺治八年 (1651年) 基本建成, 后又经历多次修缮重建, 直到嘉庆六年 (1801年) 才最终完成。昭陵在1927年5月22日被开辟为北陵公园, 正式对游人开放。福陵是东陵公园的前身, 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 位于沈阳东部, 俗称东陵。福陵于后金天聪三年 (1629年) 始建寝殿, 栽植松木, 安立石兽, 在清顺治八年 (1651年) 建成, 历经康乾两代的不断修整, 才形成现在这座巍峨壮观的帝王陵寝, 后在1929年被开辟为东陵公园。2004年7月1日, 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沈阳“一宫两陵” (沈阳故宫、清昭陵、清福陵)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1. 两陵的开辟为公园开拓市域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双重影响, 而公园作为近代社会的新事物、新空间, 其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有密切关系。从内部因素分析, 昭陵处在重要的地理位置上, 是否将其开辟为公园将直接影响沈阳市政建设的进程及规模。这点在奉天市长李德新呈报给奉天省长的奏疏中有所体现:“北门外之居住区及居住区与北陵前中间之地, 因该地东连奉海路, 西连工业区, 南满京奉两铁路亦紧相衔接, 且有北陵公园为之点缀, 将来之发达成意中事, 如不加以整理, 一任人民自由经营, 将来居住区、北陵公园以及通北陵马路桥梁修筑整齐之后, 必将有极不整齐秩序杂然之街市一块, 横于中间, 如果发生此种现象, 殊为遗憾。” 1926年底, 奉天市政公所着手规划市区, 扩大市区范围, 北陵由县界划入市区。由于北陵及其周围官地毗邻铁路和工业区, 地理位置优越, 如统一规划建设, 将来必定会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 但任由民众随意经营, 则会使该地杂乱无章。而且, 北陵占地面积广大, 如不合理利用任其闲置, 在当时市区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是一大损失。两陵被开辟为公园的另一个内部因素是它们自身就具有被开辟为公园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陵内有古建筑和自然植被, 不需要太多的改造可直接作为公园。这也正是李德新看中的另一个优势。正如他在《北陵公园十年计划说明书及图纸事禀奉天省长》中所言:“营业公园, 须以地形、位置、土质及交通之便否为必要条件, 而设施上之树木、草卉之有无, 池沼之配布, 建筑物之调和等亦属重要条件。北陵之地经三百年之岁月, 有千百株之苍松, 其他各种杂草树木亦均繁茂无匹, 自然造成天然公园之形态, 若能保存原有之状态而参以近代的要素以经营之则, 异日之完成不第东亚唯一之公园。” 2. 公园的众多 沈阳皇陵得以开放也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需要和民众生活的诉求。从长远来看, 公园这一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不仅是一种生态过程, 还是经济过程和文化过程。中华民国建立后, 掀起了一股开辟和兴建公园的浪潮, 各城市都成立了市政公所, 积极进行公园建设。在1927年之前, 北京已经建设了十几座公园, 上海和天津公园数量更多。但沈阳当时只有五个较大的公园, 即万泉公园、奉天公园、春日公园、千代田公园和兵工厂公园, 其中千代田公园和春日公园是日本人为满足自身娱乐需求而建的, 禁止中国人进入。这几个公园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 所以在两陵还未被辟为公园之前民众就经常去那游玩。清王朝被推翻后, 民国政府解除了禁止民众入陵的限制, 尤其在春夏之际, 沈阳各中小学校都组织师生去两陵郊游, “上星期六第五小学赴北陵旅行, 本星期一第四中学及第二模范小学亦均赴北陵。” 3. 高度经营型的网络形态 奉天市政公所的成立及市长的大力支持推动了两陵的开放。民国初年, 沈阳市政建设依然由商业局、警察局、建筑局和公用局等多个部门负责, 它们彼此间并无隶属关系, 所以往往相互推诿掣肘, 根本无法促进沈阳城市的发展。在此背景下, 1923年8月4日, 奉天省长王永江设立了奉天市政公所, 沈阳也开始有专门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