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宁寺遗址考.docxVIP

唐宝宁寺遗址考 唐太宗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九宝山。有200多座墓地。封区横跨昭陵、赵镇、凤霞三个建筑工地。唐代释道并盛，朝廷有在帝王陵园敕建寺观供奉陵寝的习惯，因此，昭陵封域内当年寺观并立（见图1）。对这些寺观的记载，散见于五代以降的宗教典籍、金石著作和地方史志。随着岁序推迁，大部分寺观先后废毁，目前，有遗址可寻者不过宝宁寺、广济寺、瑶台寺、紫府观和澄心寺五处。本文拟以相关文献结合近年考古新发现，就宝宁寺、广济寺、瑶台寺、紫府观的名称沿革、建造时间、异地重建等问题略陈管见，敬请方家指正。 一 宝宁寺或其财产关系 宝宁寺遗址位于今礼泉县烟霞镇袁家自然村东南约500米处，西北直线距昭陵约6.6千米。该寺20世纪60年代尚存殿宇数座，辟为下古大队（亦称下古村，即今袁家行政村，含袁家、东周、西周三个自然村）小学，旋即废毁，现为农田。 地方史志均不载宝宁寺为唐寺。明苟好善崇祯《醴泉县志》（下称崇祯《醴志》）记述地处昭陵封域的寺观，能够确定为唐代寺观者，则冠以“唐”字，其记述宝宁寺云：“宝宁寺，县东北三十里上古村。” 宝宁寺明代就有，不唯方志所载，一些出土文物也可证明。1997年，在宝宁寺遗址出土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青石质地，面貌扁平，刀法稍嫌粗糙，经鉴定为明代造像，现存昭陵博物馆。 但是，近年来在宝宁寺遗址出土的纪年石刻佛像底座和戳印“官”字青砖却能够把宝宁寺或其前身的建造年代上推至唐代前期，甚至贞观年间。昭陵博物馆藏唐代开元二十三年（735）所镌释迦、药师佛像座各一尊，李浪涛对此进行了刊布与考证。据李文，这两件像座为20世纪70年代昭陵博物馆征集，文物出土地在烟霞乡“老西周村、东周村之间以北180米处” 近年来，当地群众在宝宁寺遗址生产时，陆续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戳印“官”字青砖，这些青砖尺寸和昭陵陵山戳印“官”字青砖相当。这说明宝宁寺或其前身的修建年代极有可能与昭陵的营建同时，即在贞观时期。果如此，则它为供奉昭陵而敕建的可能性就很大。 历史上，对昭陵封域内寺观名称位置记载最为翔实的是北宋游师雄绍圣元年（1094）刊刻于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阴的《唐太宗昭陵图》，该碑今存昭陵博物馆，但所刊《唐太宗昭陵图》已残损难辨。元人李好文作《长安志图》3卷，与《长安志》合刊流行。《长安志图》有《唐昭陵图（上下）》，据清人毕沅考证，《长安志图》中的《唐昭陵图》，“即用游师雄《昭陵石刻图》” 二 广济寺或其分子 广济寺遗址位于今礼泉县赵镇（古名赵村镇）石鼓东村，正北直线距昭陵约8.4千米。该寺废毁于20世纪中叶，遗存有阿弥陁石像塔铭和鼓形经幢各一尊。诸地方史志均记其为唐代寺院，但对其名称的记载却出现了讹误。 崇祯《醴志》卷1《建置》云：“广济寺，县东北二十里，有唐刻石鼓经幢。” 赵崡《石墨镌华》卷7《访古游记》记述其游历九嵕山云：“折西一里许，为赵村，村有广济寺，寺后石鼓，唐人书《尊胜经咒》，精健绝伦，止存十三。考《长安志图》，有石鼓兴宫，而不言所以。” 尽管赵崡有识“右政兴宫”为“石鼓兴宫”之误，但赵崡对广济寺在历史上曾经更名的疑问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的认识恰与赵氏相反。我们认为，广济寺可能是唐代某寺院（不排除右政兴宫）在宋金之际的改名，而非广济寺在宋代改为了右政兴宫。 要厘清这个问题，就要从广济寺遗存的文物年代上限和最早出现“广济寺”名称的文献入手。 首先，考古资料和金石文献可以证实，广济寺或其前身确为唐代所建。该寺遗址遗存的阿弥陁石像塔铭，1974出土，署“唐景龙三年（709）岁次巳（己）酉六月八日建” 该寺遗址遗存的鼓形经幢，赵崡首定其为唐物，其于《石墨镌华》卷4记述该经幢云： 此以石为鼓，而周刻之，其文尊胜经咒也。书遒健有法，存者不能强半。鼓下作石山，山上作天王鬼神以戴之，斧凿工甚奇，在醴泉县赵村广济寺后，疑是唐初建寺时物。 赵崡见石鼓时，未见唐景龙三年阿弥陁石像塔铭，仅以书法及造型判断为唐初之物。自赵崡以后，金石著作及地方史志均持此说。从有纪年的广济寺阿弥陁石像塔铭来看，早在唐景龙三年，广济寺或其前身就已建成。 尽管广济寺遗址遗存有唐代石像塔铭和鼓形经幢，但两件文物上均未出现“广济寺”字样。目前发现记载广济寺名称最早的资料是金大定三年（1164）敕准的《广济寺牒》。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道光年间《广济寺牒》拓本，微有漫漶。据影印本跋文，原拓拓于陪葬昭陵的姜遐碑阴。姜遐碑金代前倒仆断为数截，中上部一块被搬入广济寺，在碑阴刊刻了《广济寺牒》，乾隆《醴志》所谓广济寺有“金大定敕书石刻”，即指此而言。拓片从右至左，行书批答3行，正书记事和署衔6行。行书批答云：“牒：奉敕可。特赐广济寺牒至，准敕故牒。”正书记金大定七年（1167）刻金大定三年朝廷敕广济寺依故牒准许从事宗教活动事。但该敕书刻石文字在清末或民初被凿毁，20世纪70年代，昭陵博物馆将“广济寺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