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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换二维码行为的类型认定 从车辆时代的刑法到工业时代的刑法，再到网络智能时代的刑法，刑法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样。随着互联网移动金融的发展，人们的支付方式变得多元化，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支付钱款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然而，新型支付方式并非完美无缺，生活中不乏违法分子利用二维码难以辨别的特征，将商家的二维码以假换真，从而获取不法财产，导致受害人遭受损失。对于该行为的认定，司法裁判不尽相同，理论界也莫衷一是，不仅损害了刑事司法的确定性，而且不利于精准打击违法行为。 一、 偷换二维码的罪名适用综合分析 偷换二维码的行为方式多样，但当前理论研究主要偏重于实体商店二维码被偷换时行为定性一隅，忽略了对其他行为方式的研判。事实上，分析类比不同类型偷换二维码获财案件，对某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和参考意义。以下三个案例为当前司法实务中的典型性案例，囊括了偷换二维码获财的所有方式，本文将依此展开偷换二维码行为罪名适用的综合分析。 案例一：2018年1月，孙某和汪某创建微信号，仿照某商铺收款二维码设计，在挑选商品后扫取仿照设计的二维码，店主信以为真交付商品，两人累计骗取价值数万元的商品（以下简称“佯装付款案”） 上述三个案例根据实施主体不同，可分为顾客偷换型和第三人偷换型两类。顾客偷换型如佯装付款案，行为人自导自演，使店家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商品；第三人偷换型，即第三人事先将商家二维码偷换，顾客扫描后支付的款项直接进入所偷换账户。将第三人偷换型进一步细分，可分为受害人与被骗人同一型的第三人偷换和受害人与被骗人分离型的第三人偷换，前者如共享单车案，用车人不仅为被骗人，也是受害人；后者如小卖部案，被骗人是顾客和店家，受害人却是店家，被骗人与受害人并不完全一致 二、 ．农村诈骗罪说 对于顾客偷换型和受害人与被骗人同一的第三人偷换型两种类型案件，司法实务部门的定性较为统一，即都以诈骗论处。如佯装付款案，刑侦部门以行为人涉嫌诈骗罪立案；共享单车案，检察部门以行为人触犯诈骗罪为由提起公诉。但相较这两种类型案件，受害人与被骗人出现分离的第三人偷换类型案件的定性则显得颇有争议，司法裁判有认定为诈骗罪的，也有定性为盗窃罪的，更有无罪论的主张。 （一） 对处分财产构成要件的不同立场 将受害人与被骗人出现分离的第三人偷换类型案件定性为诈骗罪，司法裁判并不多见，裁判理由通常为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的手段虚构事实，欺骗了店家，也欺骗了顾客，使他们陷入认识错误，以为该二维码为店家收款二维码，进而实施处分财产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相较理论界，主张对该类型案件适用诈骗罪的学者颇多，并且有不同的立论根据，具体有立场说、三角诈骗说、间接正犯说和双向诈骗说等几种学说的分野。立场说基于受害人立场的不同分为店家受害诈骗说和顾客受害诈骗说。前者认为店家产生错误认识，虽处分的不是钱款，但所处分的商品与钱款等价，又无权要求顾客返还，应为受害人。后者认为以财产走向为视角，从顾客占有到支付平台占有再至行为人占有，店家从未占有，无法将其视为受害人，而顾客恰恰是因为遭受欺诈而处分了财产，应视为受害人 （二） 针对顾客向私家车付款，未取得整体控制目 司法实务中，将受害人与被骗人出现分离的第三人偷换型案件认定为盗窃罪的裁判理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行为人采用秘密手段，将店家的收款二维码予以调换获取顾客支付的款项，符合盗窃罪特征。其二，收款码如同店家的收银箱，顾客扫描店家的收款二维码即是向店家的收银箱付款。被告人调换二维码即调包店家的收银箱，使钱款直接落入自己的收银箱从而占为己有。其三，所谓诈骗，即有人使诈、有人受骗。该案行为人与店家或顾客无任何意思联络，除调换二维码外，行为人无任何明示或暗示表示。其四，店家指示顾客扫码，正是行为人秘密手段的结果，主观上并非自愿向行为人交付财物，缺乏处分意思。顾客基于店家指令扫码付款，始终未陷入错误认识，没有受骗情形。总之，顾客不是被骗人，也不是受害人，商家是受害人，但不是被骗人 理论上盗窃罪还有直接正犯说和间接正犯说的争论。前者观点与司法裁判类似，认为顾客向店家付款时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已终止，顾客经店家指示扫码付款，店家存在一定的过错而无权要求退货，应为受害人。并且，行为人在店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换了二维码，无异于偷偷在收银柜下方挖了个洞，使钱款直接掉进行为人口袋，属于调包盗窃 （三） 刑法的体系性考量 由于一方面顾客作为被骗人不仅不具有处分店家财产的地位或权限，也没有将款项处分给行为人的意识，不能以诈骗罪论处，另一方面顾客所支付的款项自始至终未被店家占有，与侵害占有且形成新的占有的盗窃罪性质不符，介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及法益保护主义的考量，就现有刑法体系框架下，只能考虑对行为人事后拒不返还所侵占财产的行为进行规制，以侵占罪加以处罚 （四） 盗窃罪的成立要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