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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听证范围立法上的缺陷 一、 行政投诉区立法的缺陷 行政投诉的立法缺陷主要体现在对立法的限制上，基本上限制了对财产权的罚款，不同的法律之间存在冲突。 (一) 较大数额罚款的适用情形 我国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行政处罚法》第42条之规定中,该条规定,听证仅适用于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上。至于涉及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则明确规定了不适用听证程序。1994年修正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仍然没有对限制人身自由有听证程序的相关规定。因此,《行政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行政拘留这项最严厉的行政处罚的听证规定出现了空档,而且由于规定得不明确,即使在可适用听证程序的“较大数额罚款”的规定上也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形。根据《公安部关于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中“较大数额罚款”数额通知》的规定,对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罚款的、对违反边防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个人处以6000元以上罚款的、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0元以上罚款的,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依据该通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涉及听证程序的仅限于该条例中第30条、第31条、第32条规定的行为。对这些行为,可能出现三种治安管理行政处罚:(1)单处拘留;(2)拘留并处较大数额罚款;(3)单处较大数额罚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只有(2)和(3)两种情形,对第(2)种情况还出现了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因为《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此时如果适用听证程序,就会出现一个处罚裁决同时适用两个不同处罚程序的现象,即拘留不需要听证,而拘留并处罚款时则需要听证,也就是涉及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能要求听证,而只有与财产挂钩的行政处罚才可以有听证的权利。从法理上讲,法律制裁越重就越应当给受处罚人以充分的抗辩的权利和机会,人身权在法律上显然重于财产权,将涉及公民财产权利的行政处罚纳入听证适用范围,反而将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行政行为排除于听证程序适用范围之外,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解释的。笔者认为,听证程序如果不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显然是一种立法上的严重缺陷。 (二) 在行政处罚前,对“较大数额”的认定规定不太科学 我国《行政处罚法》中规定了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作出较大数额的罚款时,如果相对人要求听证,则可以启动听证程序。然而“较大数额的罚款”是一个模糊条款,“较大数额”的数量完全由行政机关来认定,如果行政机关不认为罚款属“较大数额”,听证程序就不能启动,从而使行政机关在启动听证程序方面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各行政执法部门都对罚款的具体数额有明确的相关规定,然而性质相同的行政罚款行为,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领域及各行政规章、各政府法规中却存在不同的规定,因而需要立法机关对于听证范围内的“较大数额罚款”给予一个明确的界限。 另外,“较大数额罚款”的确定标准是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而在实践中,“较大数额”的内涵在不同地域、对不同的当事人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即使只有1000元的罚款,于他们而言,也属于“较大数额”了。因此,由行政机关来认定罚款标准,不太科学。 法律之所以要规定行政处罚前的听证程序,就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如果听证程序的启动权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听证”还能实现它的真正目的吗?笔者认为,只要行政相对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不管对其的罚款数额是不是达到了一个“较大数额”的法定标准,只要相对人要求听证,行政机关就应当启动听证程序,这样更能实现听证的本来意义。 二、 行政投诉区域立法缺陷的原因 (一) 救济的效力 行政听证制度是“舶来品”,其法理基础可以追溯到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及《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 “听证”的本来意图是企图通过听证程序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从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在受到行政主体正式处分之前得到救济。它要求听证主持人独立、公正;要求听证公开进行(法律规定不予公开的除外);要求听证结果具有排他的效力。总之,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制度要求。虽然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西周时期有“两造俱备”、“听狱之两辞”、“五听”(其一就是听辞,听之言辞)的记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听证”思想的萌芽,但这些本土文化中的听证思想是为维护封建君权的统治服务的,同在民主、宪政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听证制度有着根本区别。而且我国封建体制下行政与司法是合二为一的,司法隶属于行政,司法中虽也运用“听其言辞”的断案方法,但从未产生过独立的行政听证制度。 (二) 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范围 有人认为,要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纳入听证范围很难做到。限制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