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定风波》词创作背景研究.docxVIP

苏轼《定风波》词创作背景研究 中国诗歌有着“志向”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首歌只是在宴会期间被交给艺妓的旋律。很少有人谈论志向。苏轼开始，苏轼洗去了脂粉之气，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的这首《定风波》词, 正是苏轼人生哲学的最好体现。 词作小序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 同行皆狼狈, 余独不觉。已而遂晴, 故作此。”另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予买田其间, 因往相田。” (幻灯展示) 由以上两个材料, 了解到:元丰五年 (1082) 春天, 被贬官到黄州的苏轼到黄州东南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 途中遇雨, 因为没有雨具, 同行的人都狼狈不堪, 只有苏轼从容不迫, 不久天晴, 苏轼写词记述了这段经历。是一首记事抒怀之作。 试想道中突然遇雨又无雨具, 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 可苏轼却说“同行皆狼狈, 余独不觉”, 明白地告诉我们, 他并没有躲雨, 问题出现了:苏轼为什么不躲雨?道中遇雨本是平常小事, 苏轼由这件小事而生发出《定风波》这样一首千古名词, 原因何在? 让我们将视野放大, 走近苏轼, 来了解这首词创作的大背景。 苏轼 (1037—1101) , 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 (今属四川) 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词开豪放一派, 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诗文集《苏东坡集》, 词集《东坡乐府》。 宋仁宗嘉佑二年, 21岁的苏轼进京, 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非常赏识, 预言苏轼的文学成就将超过自己。后来苏轼苏辙兄弟同科及第, 相传宋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对皇后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这似乎预示着苏轼今后的仕宦生涯将是一帆风顺, 可又如何呢? 宋神宗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执政, 秉性耿直的苏轼对王安石新法颇多意见, 认为政治改革应该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 为新党所不容;于是主动要求外放, 先通判杭州, 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自以为远离了政治漩涡的苏轼, 没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在等待着他, 这就是“乌台诗案”:元丰二年, 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 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 被捕押在汴京御史狱103天, 险些丧命。因汉代御史府又称“乌台”, 史称“乌台诗案”。后经营救出狱, 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职。 神宗去世, 哲宗继位, 高太后垂帘听政, 旧党上台, 苏轼重新被起用, 但他又不满旧党将新法全盘否定的极端做法, 主张“校量厉害, 参用所长”, 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 并愈演愈烈, 发展成政治、学术乃至意气、党派的尖锐矛盾。他处于被攻击的处境, 只好自求调离京城, 出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四州知州。 哲宗亲政, 又把时局倒转过来, 起用维护新法的官僚, 打击“旧党”。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 一贬再贬, 最后贬到岭南惠州、海南琼州、广东儋州。 直到徽宗即位, 大赦元祐旧党, 他才北归, 卒于常州。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 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所说他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 他都不讨好。“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此前的苏轼是一位踌躇满志的政治家, 却因为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在黄州期间, 他自号“东坡居士”, 彷徨于山水, 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定风波》就创作于此时。 词的开篇突兀而起,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作者没有正面写雨, 而是写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 一个“打”字, 证明雨下得很大, 首句就给读者营构了一个突然而至的不利环境。“莫听”二字凸显出东坡的性情:说“莫听”, 就有不为外物所累之意, 同时照应小序“同行皆狼狈, 余独不觉”。“何妨吟啸且徐行”, 是首句的延伸, 词人连用了两个表动作的词语“吟啸”“徐行”, 不仅照常舒徐行步, 还要吟啸抒怀。 “竹杖芒鞋轻胜马”, 竹杖芒鞋为布衣所用, 而马则是官员的坐骑。竹杖芒鞋固然轻巧, 可雨中泥泞, 拖泥带水, 比起骑马的便捷又差远了。“轻”如果不指“竹杖芒鞋”的“轻快”, 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我们看一段话, 苏轼贬黄州后写过一篇文章《答李之仪书》其中有“得罪以来, 深自闭塞, 扁舟草履, 放浪山水间, 与樵渔杂处, 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辄自喜渐不为人识。”东坡在这里将“竹杖芒鞋”与“马”对比, 暗含的是对二种生活方式的比较。远放江湖, 安步当车实在是胜过奔走官场啊。这个“轻”字恐怕正是宦海风波后词人最强烈的人生体会。 此时的苏轼虽说名为团练副使, 实际无权过问政事, 他既无官场之累, 还有什么可畏惧的?自然引出“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谁怕”道出了苏轼漠然自定的生活态度。“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上片结句, 也是重点句。一蓑:指一袭蓑衣。沙湖道中没有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