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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儒传》与《内经》之比较 至于唐代经络的起源，许多学者后来将其概括为南朝的经典。他们认为《五经正义》和《经典解》是一致的，这是南朝经典的总结。实际上, 《五经正义》与《经典释文》有一重要的差别:《经典释文》纯为南朝学术文化之结晶, 而《五经正义》则为南北经学融合的结果。 在这当中, 应注意到唐初官方学者对于南北学术的态度较为复杂和微妙。大致上说, 在修撰《五经正义》之前, 唐初官方学者所继承的主要是南朝的经学传统, 而至修撰《五经正义》之时, 则更注重北朝的经学传统。具体而言, 《五经正义》之旨趣, 不仅在于继承南朝学术, 也在于吸收北齐、北周及隋代的经学思想。当然, 在《五经正义》成书之前, 北周及隋代的经学已初步吸收了南朝经学的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 北周及隋代经学之融合南北之学的意向, 实为《五经正义》最重要的思想渊源。 一、 《隋书党建传》记载了南北朝学术在经史上的基础 在南北朝时期, 南北经学互有交往, 此种交往主要体现为南朝学术对北朝学者的影响。当然, 此时尚未完全实现南北经学一统的局面, 不过北方学者已初步注意到这种融合的必要性, 并在隋代初步实现了南北之学的整合。 关于北魏末期至隋代初期南北经学的基本特征, 史家多援引《隋书·儒林传序》“南人约简, 得其英华, 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一语, 以为定论。应当指出, 此种关于南北学术全貌之概括, 有其精当之处, 但还不够全面。我们不妨仔细研读《隋书·儒林传序》当中“南人约简”一节的全文: 自晋室分崩, 中华丧乱, 五胡交争, 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 经营河朔, 得之马上, 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后, 盛修文教, 搢绅硕学, 济济盈朝, 缝掖巨儒, 往往杰出, 其雅诰奥义, 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 章句好尚, 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 《尚书》则孔安国, 《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 《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 《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 得其英华, 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考其终始, 要其会归, 其立身成名, 殊方同致矣。 (《隋书》, 第1605-1606页) 这段文字立论的基础, 是承认北魏太和 (477— 499年) 之后, 北朝学术不仅不逊色于南朝, 反而有所超越, 所谓“其雅诰奥义, 宋及齐、梁不能尚也”, 即是此意。这一时期的北朝学术是以北魏末年徐遵明及其门生为代表人物。以此判断为基础, 《隋书·儒林传序》对南北经学好尚的具体情况作了概括, 精确地揭示了南北学术之差异, 却未提及南北学术之相互影响及渗透。而《北齐书·儒林传序》中的相关记载, 恰能弥补这一不足: 凡是经学诸生, 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河北讲郑康成所注《周易》……河南及青、齐之间, 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 师训盖寡。 (《北齐书》, 第583页) 这段话描述了南北朝时期北方学术的全局, 即徐遵明继承郑玄, 在黄河以北传播郑学;郑学在北朝经学当中处于主流地位。而“河南及青、齐之间”, 王弼的《周易注》受到重视, 只是“师训盖寡”, 这说明南朝盛行的王弼《易》学也在北朝流行, 南北《易》学是相互渗透的。 《北齐书·儒林传序》又提到北朝《尚书》学的情况: 齐时儒士, 罕传《尚书》之业, 徐遵明兼通之。……并郑康成所注, 非古文也。下里诸生, 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 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 乃留意焉。 (同上) 在北齐武平元年 (570年) 之前, 北朝《尚书》学以遵从郑玄为主, 至武平末年, 南朝的费甝《尚书义疏》为北方学者刘炫、刘焯所获得。费甝的《尚书义疏》属于《尚书》孔安国《传》系统, 而孔安国《传》通行于南朝。这说明南北朝时期北朝学者也受到南朝《尚书》学的影响。 在《诗》学方面, 《北齐书·儒林传序》称: 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 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 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 (同上, 第583-584页) 文中指出北朝的《诗经》学者“多出二刘之门”, 所谓“二刘之门”指以刘敬和、刘轨思为代表人物的学派。关于刘轨思其人, 《隋书·刘焯传》提及刘焯与刘炫“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 (《隋书》, 第1718页) 。也就是说, 刘炫与刘焯的《诗》学在北朝处于主流地位, 而二刘之受南学影响是上文已提到过的。 在《春秋》学方面, 《北齐书·儒林传序》记载: 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 并服子慎所注, 亦出徐生之门。……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 后更兼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谷梁》二传, 儒者多不措怀。 (《北齐书》, 第583-584页) 文中提到河北儒者姚文安、秦道静“兼讲杜元凯所注”, 而河北之外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