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孝文选本》中的汉文帝.docxVIP

《史记孝文选本》中的汉文帝 历史学家常称“文景之治”，称为“文景之治”，但景帝的历史地位远低于统治者。文帝在有汉一代有崇高的地位, 其去世后被群臣尊谥为“文帝”, 在宗庙祭祀中被列为“太宗”, 就是汉人对其一生德行仁政的概括。 关于文帝形象评说和研究的著作颇多, 司马迁和班固称其为仁德之主, 汉人又多有关于文帝节俭、爱民的美誉。现代研究者对文帝及其统治下的汉朝则带有更强烈的反思色彩, 陈苏镇认为, 史家对文景之治颇多誉美之辞, 文景时期的繁荣主要是刘邦以来, 特别是惠帝、吕后时期与民休息的结果, 文、景二帝对诸侯王权力的收夺, 使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再次出现 一、 汉成帝与刘向的对话 司马迁作《史记·孝文本纪》, 文末载: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 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 至孝文四十有余载, 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 谦让未成于今。呜呼, 岂不仁哉!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纪传之主的评论, 与纪传主体内容相比, 带有更为直接、强烈的私人情感。“德”与“仁”是这段文字的关键字眼。在儒家的传统中, 能同时具备仁与德的帝王, 只有舜、尧、禹、汤、文王等人, 而司马迁认为汉文帝完全可以与这些圣王相提并论。但是从诸多文献的细节记载可以看出, 文帝形象远没有那么完美无缺。《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慎夫人衣不曳地以及文帝不愿以中民之金作台的故事 《汉书·贾谊传》载贾谊向汉文帝上书:“臣窃惟事势, 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 可为长太息者六, 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 难徧以疏举。” 司马迁强调文帝之仁德宽厚, 但从史书其他文献却可以看到文帝铁血冷酷之一面,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功勋旧臣周勃等人的打压;二是对淮南国、齐国等王国势力的削弱。文帝为高祖刘邦庶子, 身处远离政治中心的代国, 吕氏之乱平定后, 因其母薄姬谨良而被除诸吕有功之臣陈平、周勃等人迎立为帝。“臣立君”的政治结构必然让身处帝位的文帝焦虑不安, 他在“益明习国家事”及逐渐培养起自己的可靠势力之后, 终于决定消除功勋旧臣的威胁。文帝前元二年 (前178) , 令列侯之国 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了汉成帝与刘向的一段对话, 颇为有趣, 可视为汉文帝形象建构的注脚。《风俗通义·正失》: (孝成皇帝) 常见中垒校尉刘向, 以世俗多传道:…… (孝文皇帝) 躬自节俭, 集上书囊以为前殿帷, 常居明光宫听政, 为皇太薄后持三年服, 庐居枕块如礼, 至以发大病, 知后子不能行三年之丧, 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 致升平, 断狱三百人, 粟升一钱。“有此事不?”向对曰:“皆不然。”……文帝虽节俭, 未央前殿至奢, 雕文五采……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 不甚好儒术, 其治尚清净无为, 以故礼乐庠序未修, 民俗未能大化, 苟温饱完结, 所谓治安之国也。……文帝即位二十三年, 日月薄蚀, 地数震动, 毁坏民庐舍, 关东二十九山, 同日崩溃, 水出, 河决酸枣, 大风坏都, 雨雹如桃李, 深者厚三尺, 狗马及人皆生角, 大雪蝗虫。……推此事类, 似不及太宗之世, 不可以为升平。 成帝听信民间关于文帝的传说, 而刘向以实际例子逐一反驳, 他认为文帝未央前殿过于豪奢淫丽;文帝好黄老之术而不用儒生。刘向又从灾异的角度, 历数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 相继出现了日食、地震、水患、冰雹、大风以及狗马人生角等灾异之象。按照汉人的理论, 灾异的出现是由于阴阳不调, 而阴阳不调则是因为主政者之不德, 所以刘向说文帝之世, 不可谓升平。 从《风俗通义》记载的汉成帝与刘向的对话及《史记》《汉书》相关篇章的记述中可看出似乎存在着两个反差较大的文帝形象:一位是《孝文本纪》叙述的俭朴、仁德之君, 另一位是《孝文本纪》以外文献呈现的宠幸佞臣、不听忠言、好刑名法术的中庸君主。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形象反差?这种反差背后的历史动因是什么? 《风俗通义·正失》记载了刘向对此现象的分析: (汉成帝) 上曰:“后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 其德比周成王, 此语何从生?”向对曰:“生于言事。文帝礼言事者, 不伤其意, 群臣无小大, 至即便从容言, 上止辇听之, 其言可者称善, 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 后人见遗文, 则以为然。” 刘向认为, 文帝谦虚平易的态度, 特别容易获得群臣的认同和褒奖, 而这些逐渐积累起来的声誉, 正是文帝成为仁德之君的舆论基础。刘向的分析颇有见地, 但从文帝如何善待言事者这个角度分析, 视角过于狭隘。能够接触到文帝并且与之亲身交谈的人毕竟是少数, 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到汉文帝或没有身经文帝之世的人来说, 汉文帝向天下发布的诏令以及历史文献中关于文帝的记载才是他们想象和理解文帝的基础。 那么如何理解文献之间出现的反差呢?这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涉及文书的书写和历史的建构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