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朱买臣传》献疑.docxVIP

《汉书朱买臣传》献疑 嘉兴街和元塔寺的原东塔寺被称为朱宝臣故居。寺庙后面是朱宝臣的坟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摧毁，成了四旧。而买臣妻, 则葬于城北杉青闸落帆亭之侧, 嘉兴人叫做“羞墓”。后来, 见闻增广, 知嘉兴城内今少年路北某中学内, 有一土堆, 人称“严助墓”, 或“严将军墓”。 这些人物, 不像绍兴城内的名人那般妇孺皆知, 犹如张岱《烟雨楼》说:“嘉兴人开口烟雨楼, 天下笑之。”名人、胜迹, 嘉兴确实不如苏、杭、宁、绍繁盛, 严、朱何许人也?鲜为嘉兴市井中人所知, 亦并不足怪。 近读《汉书》, 其中有《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其中列于头两位的严、朱, 正是严助和朱买臣, 此令我惊讶, 原来, 早在汉武帝时代, 嘉兴就有走出江南, “跑官”于京城者。《汉书·严助传》说:“严助, 会稽吴人, 严夫子子也, 或言族家子也。”此严夫子, 是严忌, 其身后, 葬于苏州所属县级市吴江西南部, 为纪念他, 以“严墓”作为地名, 该地在行政区划上属江苏的一个小镇。 此勾起我细读《汉书》严、朱二人之传的兴趣, 谨札记如下。 一 “陆贾赋之属” 我想, 一个人在历史上, 传与不传, 确实受多种因素决定。若王侯将相, 开国元勋等等, 在史书中被载录, 那是理所当然的;而并无嘉言懿行者, 他入选官修史传, 此种因缘, 当更耐人寻味。 《汉书》作者是班固, 而严、朱二人入《汉书》传内, 却并非出自班固的意愿。按《汉志》, “盖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 而《七略》又是依据刘向的《别录》”。《汉志》之“诗赋略”, 其“屈原赋之属”, 列有“庄夫子赋二十四篇 (名忌, 吴人) ”, 即严忌;而其“陆贾赋之属”, 则载录“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刘向父亲刘德, 是楚元王曾孙, 武帝称之为“千里驹”, 曾参与治淮南王狱, 刘德、刘向父子熟知汉武帝朝廷内部之事, 所以, 《汉志》中所见严助、朱买臣作品及篇数, 无疑刘向曾经经眼, 且为之整理、著录。 严助的文章, 在《汉书》本传中, 保存了一篇武帝建元六年, 严助承武帝旨意, 就闽越兵事, 撰谕淮南王文, 淮南王以“军旅之后, 必有凶年”, 反对用兵闽越。而武帝出师平定, 遂借严助之笔, 以教训淮南王, 阐释王师“禁暴止乱”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另则《汉书》本传还收录了他上书武帝以表谢罪的短文。而朱买臣赋三篇, 以及严助在武帝身边“有奇异, 辄使为文, 及稍作赋颂数十篇”, 则几乎全湮没在历史的积尘之中了。唯有长严、朱一辈的严忌, 《汉志》所列其赋作二十四篇, 虽则大部分散佚, 却有《哀时命》一篇, 因被刘向收入《楚辞》, 而得传世至今。 一言以蔽之, 班彪、班固父子, 其生也晚, 上述严、朱在《汉志》中之记载, 一出于向、歆父子, 当无疑义矣。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说:“赞曰:……汉之得人, 于兹为盛……定令则赵禹、张汤……应对则严助、朱买臣……”此出自班固乎?笔者以为断无此可能。值武帝朝当时, 尘埃尚未落定, 史家自难以判断;而百多年之后的班彪、班固父子, 远离前汉朝廷语境, 更无从确定哪些是武帝身边的重要人物。因而, 此为“宗正”世家的刘德、刘向, 擘画撰史, 遴选人物, 当以此种可能性为最大。 二 严助人格的两重性 《汉书·地理志》除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人口之沿革外, 其人文历史地理的叙述, 尤可珍贵。《汉书·地理志》说:“汉承百王之末, 国土变改, 民人迁徙, 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 丞相张禹使属颖川朱赣条其风俗, 犹未宣究, 故辑而论之, 终其本末著于篇。”这说明, 刘向发端, 前汉始重视人文地理的研究, 《汉书·地理志》此一部分的内容, 凝聚着刘向、朱赣之心智。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 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 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 皆以显名。汉兴, 高祖王兄子濞于吴, 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 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 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 贵显汉朝, 文辞并发, 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由于刘向是《楚辞》权威, 相信这番话应出自刘向之手笔, 所谓“其失巧而少信”, 含蓄地代指吴人的习性, 既著人文地理之色彩, 又带有刘向个人主观之判断。 既“贵显汉朝”, 又留名于《汉书》之《地理志》和《艺文志》, 此可视作《汉书》为之传记的缘由, 然而此尚非关键之契机。《汉书》记述, 严助代表武帝, 谕意淮南王之后, 淮南王谦逊地向武帝表示, 自己心服口服, 并且谢罪。“助由是与淮南王相结而还”, 此表现出吴人严助人格的两重性, 鲁迅先生所谓“二丑艺术”, 严助难免此嫌, 他谕意淮南王, 虽义正词严, 然仅属为武帝代笔, 是否出于忠诚, 却颇令人质疑。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