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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乐纂》考证 郑祖祥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的工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最近, 在《音乐艺术》2008年第1期, 他撰文提出《古今乐纂》一段文字是伪造的, 我读过以后, 不免也想参加一点意见。因为这段文字谈到了“九部”、“十部”、“坐部”等问题, 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条重要史料。对这段文字作符合历史真相的理解, 无论是证实它还是证伪它, 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此而言, 他的工作值得尊重, 也值得响应。另外, 古籍辨伪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过去人的说法是“说有易, 说无难”, 因此, 不可能一蹴即就, 需要商量琢磨。为使中国音乐学界建立更加科学的辨伪学, 也为了推进关于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研究, 今拟提出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批评指正。 一、 “十部”、“石国之乐”、“九部伎乐”等 《古今乐纂》这段史料见于《玉海》卷一○五, 广陵书社2003年影印本第1916页上栏。今标点如下: 徐景安《乐书》:“《古今乐纂》云:‘隋文帝分九部伎乐, 以汉乐坐部为首外, 以陈国乐舞《后庭 花》也。西凉与清乐并, 龟兹、五天竺之乐并, 合佛曲、池曲也。石国、百济、南蛮、东夷之乐, 皆 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唐分九部伎乐, 以汉部燕乐为首外, 次以清乐、西凉、天竺、高丽、 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 合为十部……’” 在我看来, 这段话谈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追述隋文帝所建立的七部伎乐, 谈到几个合并。参考《隋书·音乐志》可以知道:其中一个合并是把“汉乐坐部”和陈国乐舞《后庭花》合并并为“国伎”, 第二个合并是把西凉乐和清乐合并并为“清商伎”, 第三个合并是把龟兹乐和五天竺之乐合并并为“龟兹五天竺之乐”。这样就造成了三大块的结构:一块是汉旧乐;一块是“合佛曲、法曲” (据陈旸《乐书》, 文中“池曲”是“法曲”之误) 的新俗乐, 包括清商乐、龟兹天竺乐;一块是“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的四夷乐, 即石国乐、百济乐、南蛮乐、东夷乐———总共七部乐。这里说的第二件事是唐代建十部乐, 不再把“西凉与清乐并”, 而是直接分为燕乐、清乐、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十部。不过, 唐代十部乐和隋代七部乐一样, 仍然是以汉族风格的音乐 (“燕乐”、“清乐”等) 为首的。 这段史料所记的两件事, 后一件事和《唐书》的记述相吻合, 前一件事则和《隋书》的记述大同小异。《隋书》卷一五《音乐志》说:“始开皇初, 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 二曰清商伎, 三曰高丽伎, 四曰天竺伎, 五曰安国伎, 六曰龟兹伎, 七曰文康伎, 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国 (安息) “北与康居”接 (1) , 因此当时人习惯举石国之乐而包含安国、疏勒、康国、突厥之乐。 不过, 即使撇开括号部分, 这份对照表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隐秘的事实, 这就是:在隋代初年, 曾经存在一个不为今人所知的燕乐分部方案。它仍然分为七部乐, 但它更注意地域和音乐文化属性的分类。考虑到音乐文化属性, 它把来自龟兹、五天竺的音乐 (即具有宗教内涵的音乐) 合为一部;考虑到地域属性, 它参考历来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分, 作了东夷之乐、石国之乐、南蛮之乐、百济之乐的分类。从理论上看, 它的七部分类是要比《隋书·音乐志》所记的七部乐更加整饬的, 因为它交代了对“野音”的处理办法, 而《隋书·音乐志》只用“杂有”二字, 就把“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统统含糊过去了。 以上对这段史料所作的理解, 笔者和郑教授不同。郑教授说:“文字概念逻辑上的混乱, 已经说明这段史料不可轻信”;其“文字表述出现如此低劣的逻辑矛盾, 难以相信是出自一本音乐专著” 标点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理解的问题。只有正确地标点了, 对史料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 因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我看来, 这段史料并非“文字逻辑不通”, 相反, 它有以下五个特别值得认真看待的地方。 其一, 文中两次出现了“分九部伎乐”, 郑教授认为这是逻辑错误 (5) , 亦即把“七部”、“十部”误计为“九部”。这个批评是需要反思的。因为正是这段史料提醒我们:当时人有一种习惯, 乃以“九部伎乐”来代指宫廷燕飨大乐。这一习惯其实有很多表现。比如《北史》卷七四《裴蕴传》说:“初, 文帝不好声技, 遣牛弘定乐, 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 皆罢遣从百姓。” 其二, 这段史料说到“西凉与清乐并”, 乃反映了西凉乐同清商乐的历史关联。《隋书》卷一五《音乐志》说:“清乐, 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 并汉来旧曲……属晋朝迁播, 夷羯窃据, 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 始于凉州得之。”《资治通鉴》卷一三七胡三省注说:“晋永嘉之乱, 太常乐工多避地河西。” 其三, “龟兹、五天竺之乐并”的说法, 联系于龟兹乐发展史上的一次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