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目录分类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docxVIP

《孟子》目录分类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 明朝永乐十三年，翰林书院学者胡光等人奉命编撰《成祖御制序》，在世界上出版。二百馀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其书……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辩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於是始尽变矣。 这样,明代与清初的一些公私目录就进一步将《论语》类或《语孟》类改为《四书》类了,如明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姚继恒的《好古堂书目》,以及《明史·艺文志》等。这一改变,也为《四库全书总目》所接受。《孟子》及其相关图书在目录分类中的变化,清楚地反映了《孟子》一书在封建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过程。 再次,某类文献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也能反映该类文献的学术存在状况。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六艺略,也就是后来的经部,始终处于首位,因为这部分著作是专门用来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六艺”原指统治阶级接班人应当具有的六种技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刘国钧分析道:“四库分类序次之原理,一言以蔽之,即由六朝时遗传来之卫道观念。申言之则曰尊儒重道。经为载道之书,故列之于首。其余皆其支流也。” 六经有多种排列顺序,《汉书·艺文志》将《易》排列在六经的首位,与秦汉时期的经学研究状况有关刘歆在写给太常博士的信中说: 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孙叔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易》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也引起了人们学习与研究的兴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提到他父亲司马谈“受《易》於杨何。”《汉书·刘歆传》称“歆及向始皆治《易》。”《汉书·刘向传》还谈到“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刘向父子将《易》置于六经之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类目名称的变化也能反映学术的流变。如《汉书·艺文志》有诗赋略,因为赋是汉代特别发达的文体,也为武帝所爱好。武帝时还专门设立乐府以采歌谣,所以取名《诗赋略》来涵盖这两类文学作品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得到了肯定,诚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即以梁代萧统所编《文选》为例,该书文体大分为三十八类。而且作者们都普遍将自己的作品编辑成集,希望能够流传下去,以至出现了梁元帝在《金楼子·立言》篇中所说的“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书目再用“诗赋”为名来指称文学作品,显然是不够准确的。于是南朝时宋人王俭的《七志》将之改为《文翰志》,梁阮孝绪又将之改为《文集录》。阮孝绪的《七录序》还作了解释:“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为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於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后来《隋书·经籍志》肯定了《七录》的做法,将《文集录》改为集部,遂成定制。 2 目录文献情况 书目的著录情况也清楚地反映了某个时期学术发展的状况与某类学术的发展变化。我们知道西汉前期盛行黄老之术,其关键人物,一个是曹参,一个是窦太后。曹参先担任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相国,接着又担任了汉惠帝的相国,采用的都是黄老之术,大获成功,司马迁于《史记·曹相国世家》赞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接下来便是窦太后,她当了汉文帝二十三年皇后,汉景帝十六年的皇太后,汉武帝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后共四十五年,在政治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用的也是黄老术。《史记·外戚世家》云:“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这种状况在《汉书·艺文志》中也得到了鲜明的反映。在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中都有许多托名为黄帝的著作。据胡适统计,“黄帝一人名下有十二类,四百五十二篇书;又托名他的臣子的书八十七篇。黄帝的君臣共计书五百三十九篇!” 统计数字也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将目录中的相关类目所著录的文献统计一下,也能反映该类学术的大致面貌。钱穆曾利用统计数字证明南北朝时期史学快速发展的情况: 《隋书·经籍志》史学部门所收共分了十三类,今再统计其所收经史两部书籍之部数、卷数作一比较,计经书有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连亡佚,则为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史书共八百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连亡佚,共有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史学著作之卷帙总数已超过经学卷帙一倍以上。而上述经学著述,其承袭两汉前人所遗下者为数尚巨,史书则多为东汉魏晋以下人新撰。由此可知,当时在史学方面一种突飞猛进之成绩 再如《清史稿·艺文志》史部目录类著录目录书138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史部目录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