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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门阀士族制度的几个问题 一 佃农、地主及国家的关系不同 门阀官僚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封建土地的所有权。当然,就整个 封建社会来说,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是一切封建特权的基础;但对门阀士族制度来说,这不免失之笼统。因为,它不能说明以下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第一、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土地所有制并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有现象,而是各个朝代都存在的普遍现象,而且就其发展趋势来说,越往后规模越大。可是,为什么其他历史时期没有形成门阀士族制度?第二、南朝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进一步发展,为什么门阀士族制度却开始衰落了? 可见,笼统地说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是门阀士族制度的基础是不够的。门阀士族制度之所以存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应该有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这个特殊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只要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所有制与其他历史时期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不同。生产者(佃客、部曲等)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由很强到开始削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有现象。正是具有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特征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才是门阀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门阀士族制度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是门阀士族制度的胚胎阶段;魏晋是它的确立时期;东晋时期发展到顶峰;南朝开始衰落。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衰落,都是受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所制约的。 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劳动者主要是“自由农民”和奴隶两种。这里说的“自由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 佃农与地主的关系,除了“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经济关系之外,一般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佃农的身分对地主来说是“自由”的。 《汉书》卷99《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 王莽是为了实行“王田制”以解决土地问题才来揭露西汉减轻田租真相的,在这里他没有必要留有余地。可是他所揭露的情况只是“豪民”对佃农的剥削是“什税五”而已。我们从这条材料中,看不出经济以外的依附关系。 荀悦《汉纪》云: “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这里说的“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指的也只是“民输大半之赋”。我们从中仍看不到人身依附关系。 雇农与地主的关系,也主要是经济关系。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易云也。” 这里是否美化了雇佣关系且不去管它,至少这条材料反映了“主人”是用经济手段而不是用超经济强制来役使庸客的。 《汉书》卷58《儿宽传》: “(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 儿宽为人“赁作”,在田间休息时还可以读经。后来他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他“赁作”时,人身是自由的。 可是,也有个别的相反材料。 《韩非子·诡使篇》: “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状(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役,而上不得者万数。” 这是战国时存在的一种现象。这些“附托有威之门”而逃避了徭役的人,可能会形成对“有威之门”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从东汉之后形成的部曲佃客制的过程可以得到印证。农民摆脱对国家的依附,是以忍受对地主的依附为代价的。但是,在战国时期,这种现象不是普遍的,还没有形成能够左右上层建筑的力量。 《盐铁论·未通篇》: “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这些跑到“大家”的“逋流”,可能会形成对“大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无 法维持下去,吏正虽然不敢笃责“大家”,但可“刻急细民”,结果“细民”只好流亡远去了。 战国时期已经产生的佃农和雇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为什么到西汉时不但得不到发展反而萎缩了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国家权力强有力的干预,具体表现在户籍和赋役制度上。这段时期,赋役的征发是以丁、口、户计算的,除田租(土地税)外,赋役不跟土地相联系。赋役的征发,又是以户籍为根据的,所以国家对户籍的管理、控制极严。在这样的制度下,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雇农,都必须负担国家的赋役。农民要想摆脱赋役,一是逃脱成为流民,二是沦为奴婢,此外没有其他出路。前引《盐铁论·未通篇》那条材料可以说明户籍这个问题。既然佃农和雇农不但要受地主的高额剥削,还要向国家交税、服役,这两方面的剥削加在一起,已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剩余劳动,这就不可能再形成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人身自由”是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