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梁佛教音乐本土化发展考论.docxVIP

南朝齐梁佛教音乐本土化发展考论 总结 2000多年前，佛教在中国传入中国。 一、 齐晓子对佛教音乐的本地化做出的贡献 (一) 大力开展佛教会,丰富了职业文化 萧子良 (460—494) , 字云英, 南兰陵 (今江苏常州西北) 人, 齐武帝次子, 封竟陵郡王, 谥号文宣。萧子良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南徐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司徒、扬州刺史、中书令、太傅等要职。 当时, 中国文坛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以注重声律著称的“永明体”诗风, 为五言诗的规范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深远影响波及当时的政治、佛学等多个领域。萧子良嗜爱文艺, 招揽才士, 广结文人, 与“竟陵八友” 现存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由帝王主办的大型佛教法会, 就与萧子良有密切关联。据载, 永明元年 (483年) , 萧子良招集名僧于上邸讲经辩论时, 高僧云集、法音弥漫, 场面非凡: 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讲席于上邸, 集名僧于帝畿。皆深辩真俗, 洞测明相。分微靡滞, 临疑若晓。同集于邸内之法云精卢。演玄音于六霄, 启法门于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 《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的《略成实论记第六》中也记载了一次法会盛况: 齐永明七年十月, 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 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 ……即座乃请祐及安乐智称法师, 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余人, 续讲《十诵律》, 志令四众净业还白。……八年正月二十三年解座”。 可见, 由萧子良主办的这些大法会, 不仅僧尼众多、规模宏大, 而且内容丰富、氛围热烈。最可观的是永明七年 (489年) 的一场法会竟然持续四个月之久, 令人骇叹。 (二) 家庭经师的辅助作用 萧子良不仅热衷于招集众僧说法宣义, 还曾“集京师善声沙门”共同研究、创作佛教音乐, 是当之无愧的南朝佛教音乐的爱好者、推广者、研创者。慧皎《高僧传·经师篇》中介绍齐安乐寺释僧辩时, 就有如下记述: 永明七年 (公元四八九年) 二月十九日, 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 即起至佛堂中, 还如梦中法, 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 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宝超胜, 及僧辩等, 集第作声。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 最是命家之作。 近似的记载不仅见于唐道世的《法苑珠林》, 《南齐书》卷四十亦载: 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 集学士抄五经、百家, 依《皇览》为例, 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 讲语佛法, 造经呗新声, 道俗之盛, 江左未有也。” 综合以上材料, 可以说“在公元489年2月19日, 萧子良在其府邸召开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中国佛教音乐的讨论会”, 可见, 齐时之“善声沙门”大有人在, 且技艺精进。在上述众僧“集第作声”的才艺大比拼中传诵出《古维摩》和《瑞应七言偈》两篇“命家之作”的僧辩, 便是当时经 师的代表。他“少好读经……哀婉折衷, 独步齐初。尝在新亭刘绍宅斋, 辩初夜读经, 始得一契, 忽有群鹤下集阶前, 及辩度卷, 一时飞去。由是声振天下, 远近知名。后来学者, 莫不宗事。” 还不无夸张地称赞道:“僧辩折调, 尚使鸿鹤停飞”。 细妙, 特欲过之”。 萧子良不失时机地与众僧赏音制乐, 并鼓励僧人学习求教、精进技艺。《高僧传》载: 齐文宣感梦之后, 集诸经师, 乃共忍斟酌旧声, 诠品新异。制《瑞应》四十二契, 忍所得最长妙。于是令慧满、僧业、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旭、法律、昙慧、僧胤、慧缘、法慈等四十余人, 皆就忍受学, 遂传法于今。 此外, 还有一些闻名当世的转读 不难想见, 在佛法大兴、佛乐弥漫的南朝有齐一代, “善声”已成为僧人之所能, “善声沙门”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经常在宰相萧子良的组织召集下积极研讨、传创佛乐, 在他们“集第作声”、各展所长的“比试”中, 佛教音乐的发展被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些经师不仅“善声”, 而且“善作”, 并大多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咏诵风格。这些个人风格必是本土僧人受南朝音乐文化长期滋养的结果, 与江南音乐特色应是一致的。 在萧子良的大力倡导与精心组织下, 众僧不遗余力地探讨、创新佛乐, 使南朝佛教经呗音乐的本土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深化。通过种种有益的交流与切磋, 不仅有利于僧人之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还可以激发灵感、创制新声, 同时还确立了以“哀婉”为主要特征的南方经呗音乐风格, 为佛教音乐的在南朝的本土化发展营造了积极、和谐的氛围, 为梁武帝时期佛教音乐的更进一步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基础。 二、 梁启超对佛教音乐的本地化做出的贡献 (一) 梁武帝处理佛教的思想 梁武帝萧衍 (464—549) 为南朝梁的开国君主, 字叔达, 小字练儿, 南兰陵 (今江苏省常州市西北) 人, 在位48年 (502—549) 。他是一位不可多得文武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