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个不为义的时代.docx

《春秋》一个不为义的时代 《春秋左氏传》记载了楚宋宋盛朝的战争。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阵年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春秋时代,世道人心大变,而贵族余风犹劲,所以还有像宋襄公这样的人物,相信所谓仁义的力量。那一时代,相信仁义力量的,当然不止宋襄公。《春秋左氏传》记有“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讲郑庄公放任其弟公叔段为非作歹,而目的则在于使公叔段自取灭亡,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不昵厚将崩”。(《春秋左氏传》隐公元年)郑庄公用心不良,却相信仁义的力量,可见仁义的确还有力量。就此而言,春秋时代,也应该算是个讲仁义的时代。其如我们都知道的春秋五霸,再怎么霸道,总还是要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做得像模像样。就是因为仁义在焉。 但是,到了战国,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贵诈力而贱仁义”(《史记》卷三〇《平准书》)成为普遍的风气。然而,其时代毕竟上接春秋之世,虽贵诈力,终不能将仁义从人们的心中彻底铲除。惟此一时代,仁义已不能植根于社会的基本制度之中,也就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只能变态为个人化的侠义精神。《战国策·赵策一》记智伯之臣豫让为智伯复仇事。《资治通鉴》首卷纪此事始末最简,具引之: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智氏为晋国“六卿”之一。六卿瓜分晋国公室,最后由赵、魏、韩三家分晋立国,而范氏、中行氏先败,然后是智氏。智氏同为篡逆,而豫让不过智氏家臣。此人为智氏报仇,赵襄子称其为“义士”。显然,此所谓义,与孔子讲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卷八《季氏》)之义,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仍不失为一种君臣之义。而这样的君臣之义,在那个时代,只具有“各为其主”的私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私人之间的义,对豫让而言,却具有绝对性。所以,他决不屑于假意臣服赵襄子,再借机会除掉他的行为。即此,豫让将“委质于臣”这种形式意义化了,使之本身就具有了“义”的意义。由此而解释自己的行为:“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 战国时代的人,对这种形式化的义,看得很重。齐湣王为齐相淖齿所杀,于是有王孙贾起而为他复仇。《战国策·齐策六》记其事: 王孙贾年十五,事湣王。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女朝出而晚未,则吾倚门而望;女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阁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处,女尚何归?”王孙贾乃入市中,曰:“淖齿乱齐国,杀湣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刹而杀之。 齐湣王“出走”,事在被六国联军击败之后。而后楚国派淖齿率军救齐,齐湣王归国复位,以淖齿为齐相,淖齿又杀齐湣王。这一段时间,王孙贾一直是“失王之处”。也就是说,齐湣王出亡,王孙贾没有跟随左右;齐湣王归国复位,王孙贾也没有再回到他身边。可以想见,王孙贾跟随齐王虽久,关系却一般。齐湣王是个怎样的人物呢?是个“百姓不附”、“宗族离心”、“大臣不亲”(《战国策·齐策六》),又连年发动战争,致使“其民力竭”(《战国策·燕策一》)的昏暴之君。那么王孙贾终于在其母亲的说动下,能够振臂一呼,鼓动数百市人杀淖齿为齐湣王报仇,靠的是一种什么力量呢?这种力量,就来自于义的这种形式化。 战国时代,义的这种形式化,虽然可以表现为强烈的君臣之义,却决不是君臣之义所能范围的。《史记·魏世家》: (公子)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 田子所言,意即君臣关系由君臣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