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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画像石刻研究综述 东汉有许多石雕墓。其中一些不仅刻有印章、书法和官方标签，还刻有图像，通常被称为捐赠图像。 表1中列出的这些画像石碑均被不少专家学者提及或考述过, 其中《西汉麃孝禹碑》《汉故黄君之碑》和《白石神君碑》的真伪, 《孟孝琚碑》和《犀浦薄书残石》的年代问题, 有些画像石碑上的书体类型和画像石碑是否应该列入汉代画像石范畴等, 学界的异议较显著。 清代学者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祛伪》中将《西汉麃孝禹碑》 (图1) 列为伪刻, 但仅说“右麃孝禹阙, 上锐下方, 似圭形。分书两行, 左右各有直界, 中空三寸许, 上有画鹤, 盖赝鼎也”, “并未说明任何理由” 《汉故黄君之碑》原碑出土地和现藏哪里均不详, 目前笔者所见的仅是现存北京图书馆的该碑拓片 (图2) 。关于该碑 (拓片) 真伪问题, 当代有学者认为横题的碑额、碑名和首行抬头等不合乎汉代墓碑形制, 拼凑的碑文、书体风格与时代不符合和该碑的著录流传情况等方面均存在疑问, 并说“现存《汉故黄君之碑》应该不会是东汉人的原刻, 当是后人伪刻”等 《孟孝琚碑》碑额和碑文上部均已残缺 (图3) , 碑文中仅有首行“丙申月”和文末“十月癸卯”“十一日乙卯”时间, 具体年代不详, 因而不同学者对其产生时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高文先生考证此碑镌立于东汉永元八年 (公元九六年) 。谢崇崐考为桓帝永寿二年 (公元一五六年) 立” 《白石神君碑》的真伪等说法主要原因是该碑末行刻有“燕元玺三年正月十日, 主簿程疵家门, 传白石将军教, 吾祠今日为火所烧”等文字。据此, 清代的洪适、吴玉搢等人认为此碑“虽有光和纪年, 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耳”, 或魏晋以后的“慕容时所刻”。翁方纲、钱大昕等人则认为“是碑为汉刻, 无可疑者”、“要 为汉刻无疑矣”等等。从书法角度看, 该碑隶书艺术水平很高, 与武梁祠的《武荣碑》相近, 很明晰地体现出东汉成熟隶书的艺术特点与风格, 有一定的价值和历史影响, 该碑应该为汉代人所刻。当然, 对该碑真伪的异议也是正常的, 毕竟碑末铭刻有“燕元玺三年”文字, 很容易引起怀疑讨论。但也正如有学者说就该碑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影响而言, “它对后世影响还是很大的, 我们应对此碑的书法价值给予正确的评价, 不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地一味贬低” 汉代画像石碑是否应列入汉代画像石范围, 当代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不仅将其列入汉代画像石研究范围, 而且直接冠名为画像石碑, 并认为《西汉麃孝禹碑》上“所刻鹤鸟画像在西汉一代十分罕见, 可谓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碑首画像石” 诚然, 作为汉代墓碑之一种的画像石碑和作为墓室、地面祠堂与石阙建筑材料和装饰的画像石, 两者在工艺制作方法、艺术形式等方面有一定的区别。何谓墓碑?东汉时期的刘熙解释说:“碑, 被也, 此本葬时所设也, 施辘卢 (轳) 以绳被其上, 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 以书其上。后人因焉, 故建于道陌之头, 显见之处, 名其文谓之碑也。” 首先, 从图像方面看, 表1中所列的《西汉麃孝禹碑》上雕刻的两只相向对称的鹤鸟, 《汉故黄君之碑》 (拓片) 上雕刻的人头像, 《孟孝琚碑》上雕刻的青龙、白虎和玄武形象, 《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上雕刻的青龙、白虎、朱雀和卷云纹, 《白石神君碑》上雕刻的青龙图像, 《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上雕刻的二螭龙、龟趺, 《犀浦薄书残碑》上雕刻的一拱手而立的人像, 《汉故益州太守高君之碑》上雕刻的螭、龙画像, 相对比较简单, 应该是作为墓碑的装饰出现的。但《王孝渊碑》《朐忍令景君碑》《梧台里石社碑》和《郭泰碑》上雕刻的图像, 显然不是仅仅为了装饰, 而是与画像石上的雕刻图像一样, 既有着装饰美化幽冥世界的功能, 也有着藉此表达人们希望死后升仙等理想与愿望, 寄托生者对死者哀思之情的思想意图。例如《王孝渊碑》 (图7) 的“正面向着墓室, 上部浮雕有朱雀、男像、女像及跪女像各一;下面刻隶书碑文。背面向着墓外, 上部浮雕有伏羲、女娲、蟾蜍各一;下部浮雕有朱雀、玄武、牛首、鹿、圭、璧、璜各一。碑两侧分别浮雕有龙、虎各一” 其次, 从书法角度看, 虽然表中所列的各碑篆、隶碑额与隶书碑文书法水平高低不一, 但它们都是两汉篆、隶书法艺术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现。特别是《西汉麃孝禹碑》《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和《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等隶书书写水平都可谓汉代碑刻书法中的经典之作。同样, 虽然画像石是以图像为主, 但在不少出土画像石上也有不少篆、隶书文字, 参差不齐的书写水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汉代篆、隶书法发展脉络, 其中特别是《许阿曲墓》 (图9)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等不少画像石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雕刻的隶书也都堪称汉隶经典。因此, 汉代画像石碑和画像石的篆、隶书写水平都可以作为两汉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镜像。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