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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户口迁移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着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所以如此，一个 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我国人口太多，这样如果允许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必然 会给各级城市带来不堪承受的压力，造成城市就业压力加大以及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 治安不好、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不足等“城市病”问题。取消户籍制度，农村人口真的会象潮 水般地大量流向城市并形成难以治愈的“大城市病”吗？我们认为答案并不必然是肯定的。推 动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亟需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 市场来决定，而不能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进行人为的限定我国几十年来的城市化实践在 很大程度上说明，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阻碍之一就是过多的人为的行政干预。50 年 代末到80 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我国走的是一条人为或主观控制城市化进 程的曲折道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国采取了一种“以行政手段干预人口流动”的人为控制 城市化发展的政策，时而我们超高速地发展城市化，时而又力图抑制城市化的发展。例如， “一五”时期和“三年大跃进”时期，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就非常惊人，从1949 年到1957 年， 我国城镇化率从10.6％迅速增长到15.39％；1958 年到1960 年城镇化率更是从16.25％“爆 发式”地增长到19.75％。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1－1965 年又大量精简城市人口， 使城市化率大幅度下降到1965 年的17.74％。“文革”时期，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 下放，使城市化率进一步地从期初的17.86％下降到期末的17.34％。政策的频繁变化，极大 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虽然我们确立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 改革目标，而且在相当多的领域我们也确实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了“价格”杠杆 对资源的配置和优化组合的作用，市场经济在我国获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但是毋容置疑， 在城市化这一重要领域，我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 的“城市发展观”对一些理论研究者、城市居民乃至政府工作人员仍有相当的影响，以至于他 们或主张通过各种途径来限制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或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仍排斥市场机制的 作用，力图通过政府部门的“ 自上而下”的行政发动方式来促使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就地转化” 为城镇，从而实现农村地区的城市 （城镇）化。行政干预因素在城市规模确定、城乡要素流 动和城市化道路选择等方面的渗透，使得市场机制很难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在经济全 球化趋势日益强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背景下，加快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必 须要正确地认识城市化进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政府 部门切不可再“越位”行使职能。 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情况下，市场或价格才是资源配置的最基本手段，人们 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或利益来调节或引导。作为城市化主要表现形式的人口转移实际上应 该是社会经济资源由低效率的农村向高效率的城市进行转移和聚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 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很显然它主要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有不 同的迁入成本和迁入收益，农民是否或能否迁入城市、迁入什么样的城市，市场利益机制会 给出一个理性的选择的。具体来说，这就是由农业人口对迁入不同城市的成本付出和预期收 益等进行比较后来作出迁移决策。只要迁移收益大于迁移成本，那么，流入这个城市的人口 和劳动力自然会增加，城市的规模也就会扩大；反之，如果包括城市生活费用在内的各项迁 移成本（如消费品与服务的价格）过高、而城市生活的预期收益（如劳动收入、生活环境） 并不明显，则较低的迁移净收益必然会对进城民工起着直接的调节或制约作用。而这一调节 的实质是市场内在机制即产品 （或服务 ）市场和要素（劳动）市场上的价格在发挥着作用。 1 那种以为“一旦放弃对进城人口的干预和限制，就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城市人口膨胀，从而加 剧城市原本存在的就业难题”的观点，从一方面说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盛行的行政干预手段 的迷信，而在深层上则是一些人对市场内在机制与价格杠杆的蔑视和不信任，其最终结果必 然是不利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尽快实现。 实际上，认为“放开户籍制度必然会导致农民大量涌向城市”的观点是建立在下述假定基础 上，即农民进城是“不计后果的”，或者说农民在作出迁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