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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中的植植抑坯论 曹丕和曹丕的兄弟们是善良的，他们的才华是世界所喜欢的。这是政治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争论。总体上看，扬植抑丕者多，褒丕贬植者少。刘勰《文心雕龙》对曹氏兄弟多有评论，特别是《才略》篇尤为详细。刘勰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刘勰论文学，“同之与异，不屑古今” 一、 从“立嗣”到“立才”：从立嗣到立祖 刘勰所谓的“俗情抑扬，雷同一响”，是指此前长期存在的扬植抑丕论，而这种抑扬是建立在关于曹丕、曹植为世子立嗣问题产生恩怨的“旧谈”上的。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曹丕和曹植为立嗣世子而发生的争斗？这且不论，从文献记述上看，在刘勰之前，曹氏兄弟的恩怨是“箭垛式”的被建构出来的。 早在三国鼎立时期，魏、吴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舆论战，相互诬蔑，“污名化”对方的国君。像《三国志·吴书·孙晧传》载孙晧烧锯断陈声头等事，应该是敌方过甚其辞的诬蔑，很难说是历史真实。《曹瞒传》出自吴人之手，此书虽佚，但是书名就是对曹操的诬蔑，残存的片段多是给曹操的身世和人品编排一些猥琐的故事，奠定了曹操在后世“奸诈”形象的基础。 较早记载曹操立嗣问题的史书，是魏末晋初鱼豢的《魏略》。此书今虽不存，但裴松之注《三国志》多有摘引。试看《魏略》这几则： 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乃不可言。”问寿几何，元吕曰：“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而立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 （曹）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三国志·魏书·任城威王彰传》注引） 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国。始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而闻当随例，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同上） 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注引） 从这几则传记可以看出，曹操的确在立太子问题上犹豫不决；曹丕也一度为此紧张和不安；曹彰性格急躁，义愤于颜；曹植没有争夺立嗣的意图，为此前的任性而悔过不安，文帝待之严苛。但鱼豢《魏略》没有涉及曹丕与曹植为立嗣直接争斗的情形。 鱼豢撰《魏略》，动笔于魏末，成书于晋初 比鱼豢撰《魏略》稍晚，陈寿在西晋灭吴的280年后鸠合魏、吴、蜀三书成《三国志》，其中也屡屡提及曹操为立太子事的踌躇，如： （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 时未立太子，临淄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时太子未定，而临淄侯植有宠。（《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三国志·魏书·贾诩传》） 陈寿的这些记述，强调曹植有才，受到曹操的宠爱，差点儿被立为太子，曹植和曹丕两边都各有党与。曹植任性妄动，而曹丕矫情自饰，善于谋划，结果立定了曹丕为太子。陈寿还记述了曹植的怨望之情，特别是在《文帝纪》末评曰：“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陈寿和鱼豢的记述，恐怕不是空穴来风。乱世里，在立嗣的问题上立长还是立才？往往是诸侯们格外费神的事。传统的礼制是立长，但乱世更需要有才干的君主起来创立基业。当时袁绍、刘表、孙权都在立嗣的问题上反复犹豫过，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间举棋不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另一方面，鱼豢《魏略》定稿于晋初，陈寿撰成《三国志》在晋初太康年间。西晋初年的司马皇室遇到了与曹魏当年一样的问题。早在司马昭掌握曹魏实权的魏末，就为司马炎和司马攸谁立为世子的事费尽脑汁。司马炎代魏建晋即位后，对弟弟齐王司马攸处处防范，即使知道太子“不慧”，也不忍心废掉。结果齐王司马攸被排挤出朝，在外发病而死。晋初司马氏在立嗣问题上的犹疑，是陈寿和鱼豢记述三国历史时关注立嗣之争的现实语境，甚至可以说他们记述三国时曹操、孙权等在立嗣上的教训，暗含警示晋文帝或晋武帝以及朝臣殷鉴不远的用意。鱼豢曾说：“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 但陈寿只点出了曹植的任性和文帝的机谋，兄弟之间存在“携隙”，并没有记述曹植和曹丕之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