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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宣武帝时期的洛阳宫廷佛教内车道 据史料记载，北魏宣武帝年间，洛阳宫经常记载佛教内道活动。所谓“内道场”，是指发生于禁中的佛事活动。《大宋僧史略》载： 内道场起于后魏……若内中僧事，则谓之内道场也……魏大（太）武皇帝始光二年（425），立至神道场。神?四年（431），勅州镇悉立道场。盖帝王生此日也（寻文。是生日权建法会耳）……凡存（在）禁中，并内道场也。 平城时期，北魏禁中的佛事活动已颇丰富，宫殿内建立浮图，群僧法集，敷扬禅要，均属其中。 由于目前尚未有学者就北魏宣武帝时期的内道场及其对佛寺布局之影响进行具体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就这一课题试作探讨，以期对北魏后期寺院内部建置的改变和多样化，以及佛寺对城市里坊空间的破坏，提供原因上的解答。 一、 佛教经典的传播与流变 从文献记载来看，宣武帝时期宫中的内道场包括有译经和讲经等活动。 译经方面，宣武帝永平元年（508），曾诏中天竺僧勒那摩提和北天竺僧菩提流支，于内殿翻译《十地经论》等经。《续高僧传·魏邺下沙门释道宠传》载： 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极殿。勒那摩提在太极殿，各有禁卫，不许通言。校其所译，恐有浮滥。始于永平元年（508），至四年（511）方讫。 关于这一事件，不少文献都有记载，但出入较多。如《历代三宝纪》载：“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宝意。正始五年（508）（已）来，在洛阳殿内译。初菩提流支助传，后以相争，因各别译。沙门僧朗、觉意、侍中崔光等笔受。” 钱国祥认为“太极殿”是北魏洛阳宫室内朝区的正殿，于曹魏时期便已存在（图1）。 被判定为伪作的崔光《十地经论序》 北天竺大士，婆薮槃豆，魏云天亲。挺高悟于像运，拔英规于季俗，故能徽踪马鸣，继迹龙树。每恨此经，文约而义丰，言迩而旨远……遂乃准傍大宗，爰制兹论，发趣精微，根由睿哲，旨奥音殊，宣译俟贤，固以义嘱中兴，时凭圣代。 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外来僧侣在洛阳及之后邺城的译经活动，使继龙树之后印度新兴的“唯识”之教（即无著[Asanga]、婆薮槃豆/世亲[Vasubandhu]的唯识法相之学），得以在北土宣介和流行（如菩提流支所译《入楞伽经》、《深密解脱经》、《胜思惟经论》、《法华经论》、《十地经论》、《金刚般若经论》等，都是婆薮槃豆/世亲的著述）。 如周叔迦分析：元魏统一北方之后，与南朝成对立的局面，而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在政治上、经济上既互相攻击、互相侵夺，在学术上、宗教上也必然要互相排斥……自汉代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多半是中观学派。特别是鸠摩罗什在长安传入龙树、提婆的论著以后，三论的学说已成为汉地人士所习惯，成为汉地传统的佛教。北魏统治者要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利器，便要在佛教理论上有新的树立。恰在此时有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来到洛阳和邺都（今河南临漳）传入在印度新兴的瑜伽学派，因而受到魏帝的特别推崇。永平元年（508）菩提留支创译《十地经论》，宣武帝（元恪）亲自笔受。于是在北朝建立地论学派，以排斥汉人所习惯的三论之学。 从宣武帝敕令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于洛阳宫中正殿译经，已可看出当时北魏帝王对于第二期大乘经（即无著、婆薮槃豆/世亲的瑜伽行派论著）的高度重视。其积极引进新一期大乘经典，以期在宗教层面上，与南朝所维持的传统三论和成实之学，形成文化及学术上的抗衡。这一为人瞩目的宫内译经活动带动了北魏境内佛教教义的转变和新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宣武帝时期继续承袭孝文帝以来的传统，重视佛教义理学习的特点。 除了诏集高僧译经外，宣武帝还热衷于在宫内为臣僚、沙门等讲经。《魏书·释老志》载：“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可知，宣武帝曾于宫中“式乾殿”内，为诸僧朝臣讲经。《魏书·世宗纪》载：“（永平二年·509）十有一月……己丑，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 太极殿的东西侧为东堂、西堂，和太极殿东西并列，东堂为魏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西堂供日常起居之用……太极殿与东西堂之间的墙上开有门。称东ue1ee、西ue1ee……进入东西ue1ee门内就是皇帝的私宅寝区，主殿为式乾、显阳、宣光、嘉福四殿，前后相重，与太极殿共同形成全宫的中轴线。 宣武帝于寝区主殿“式乾殿”中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可见其对亲讲经论的重视。 综上可见，宫廷内道场中对于译经、讲经活动的重视，带来了京师（甚至全国）讲经论法风气的盛行，洛京佛教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和态势。而义学之兴又带动了寺院中讲殿建筑的设置，以下将详论之。 二、 佛教寺院的整体布局 讲经活动的盛行（尤其是在都城），对寺院中具体建筑的宗教使用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带动了北魏后期寺院布局的逐渐改变。宿白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一文中曾研究认为：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