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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中古已有之的思想解读 在《理想国》的第十卷中，秘书长苏哲斯大林说：“哲学和诗歌之间的冲突自古以来就存在。” 一、 对诗人的批评 考察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诗哲之争”思想,首先需要厘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指责与批评,探寻哲学与诗歌争吵背后的原因。柏拉图对诗人的攻击,直接原因便是诗歌并不拥有真理性,而且柏拉图还以“理念论”巧妙地否定了诗歌的真理性,让模仿的诗歌成为与真理隔着两层的东西。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于哲人与诗人争夺城邦教育权与谁能造就幸福城邦的问题。如果就“何为幸福的城邦”继续追问下去,将会发现更为深层的原因也即诗人与哲人神学观念上的分歧。 柏拉图认为赫西俄德和荷马以及其他诗人所讲的故事是“必须痛加谴责的,是丑恶的假故事”。 当然,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中借“床喻”所阐释的“理念论”,从形而上学层面对诗歌给予了批评。 在柏拉图看来诗歌的真理性当然重要。即便抛开真理性不谈,诗歌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在城邦之中也是举足轻重的。因为诗人最初“不仅被看作是神学的缔造者,而且还被公认为是知识的传播者”。 同时,柏拉图眼中个人与城邦也是同构的,于个体的人而言,其灵魂也被分成了三份:理性、激情、欲望。这三种成分依次对应着城邦之中的哲学王、护卫者、农工商(辅助者)。一个幸福的人同幸福的城邦一样,灵魂的三部分也各司其职,但这三类灵魂之间同样也有着高下和等级之别,理性居于最高位而节制后两者。明了柏拉图眼中幸福的城邦(幸福的人),就不难发现诗歌所带来的教育与生活观念与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城邦根本上是冲突的。诗歌之中无论是凡人还是诸神都表现出大量无节制的欲望,在柏拉图看来一个没有节制的人或国家就不可能是人自己或国家自己的主人。由此柏拉图对诗人(诗歌)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与指责,并以否定诗歌真理性的方式宣告哲人的胜利。 然而荷马为首的诗人又显得十分委屈,柏拉图对诗人的指责某种程度上也并不恰当。其实荷马通过史诗的确反映出了人与神的本质,只不过这种本质,这种神学观还属于部落时代,自然不能适应柏拉图所处的奴隶主民主制城邦时代的要求。部落时代,诗歌所流露出的神学观又是什么样的呢? 二、 部落时代神品的出现与早期国家的形成 古希腊部落时代诗人的神学观植根于部落时代人的生存境况。因为人类“诚然可以借想象而构想出所谓另一个更高的种的个体” 原始初民对于自然既存在着依赖感和恐惧感,又存在着支配感和使用欲。他们通过“物我不分”的幻想形式,将诸多自然之物如太阳、月亮、雷电、大海等人格化并以之为神灵,欲以献祭和仪式来借神之力支配和使用自然。荷马史诗中描绘的天神们便和自然有着密切关系,如亚底米(Artemis)为月亮之神,得墨忒尔(Demeter)为谷物之神,波塞冬(Poseidon)为海洋之神,作为主神宙斯更是具有“雨神(Ombrios and Hyetios)、和风之神(Ourios)、闪电之神(Astrapios)、雷神(Brontōn),等等” 凡人对生的强烈渴望与对死的恐惧,在荷马史诗中不仅体现为对现世的高举,更体现在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关系上。当奥德修斯入冥府问自己归程时,阿喀琉斯的亡灵对他说:“我宁愿为他人耕种田地,被雇受役使,纵然他无祖传地产,家财微薄度日难,也不想统治即使所有故去者的亡灵。” 部落时代只有家族神、氏族神,还没有产生民族神,而且天神极具感性色彩。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而言,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和荷马时代以后到公元前八到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城邦国家才逐步建立。 尽管在荷马整理的两部史诗中宙斯是“人神的父亲”, 概而言之,部落时代神灵众多,谱系混杂,民族神尚未形成;但已经有了一种趋势:“要从多神中选出一个神来,认为它是先于其他神,并且是产生一切神的。” 三、 灵魂观的演变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人尤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史诗中的“灵魂”观念进行了重塑,并赋予新的含义:灵魂居于肉体是一种折磨与惩罚,离开肉体后反倒是一种幸福之事。因为史诗时代“肉重灵轻”已逐渐被哲人转变为“灵重肉轻”,这种转变也意味着人神关系由外在的、机械的转向内在的、主动的。尽管这一时期的哲人并未直接针对诗人做出点名批评,但这无疑为后来诗歌与哲学的激烈争吵埋下了伏笔,可谓之哲学对诗歌的一种隐性批评。 在荷马整理的两部史诗中,人表现出极强的畏死重生倾向。史诗中的“灵魂”(ψυχ 首先,灵魂不仅为人所有,动物也有灵魂。灵魂居于体内,仿佛一种气体,“灵魂可以从晕厥的肉体中飞离或身体的伤口处逃逸”。 “灵魂”这一观念在前苏格拉底哲人那里朝着两条路径发展。其一,继承史诗时代的灵魂观,但将灵魂物理化,走上朴素唯物主义道路。其二,彻底扭转史诗时代的灵肉关系,借灵魂赋予肉体永生的能力。 归属于第一条路径的哲学家有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里特以及五世纪后半叶的自然哲学家德谟克里特。例如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