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污秽》中的受害者形象分析.docxVIP

《人性的污秽》中的受害者形象分析 菲洛伊斯托纳（philiprobot，1933-）是美国现代文坛的最佳杰出品。2001年, 《时代周刊》冠以罗斯“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作为一名犹太裔作家, 由于其作品年代跨度长、创作风格大胆、主题选择敏感等因素, 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 特别是以性意识与犹太特性相结合的《波特诺的抱怨》 (Portnoyapos;s Complaint, 1969) 和荒诞小说《乳房》 (The Breast, 1972) 使其成为饱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当代西方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不仅把他和托马斯·品钦 (Thomas Pynchon) 、唐·德里罗 (Don De Lillo) 、科马克·麦卡锡 (Cormac Mc Carthy) 列为当今美国最主要的四大小说家, 而且在《西方正典》 (Western Canon) 中收录了其六部作品。《人性的污秽》 (The Human Stain, 2000) 是其代表作之一, 2001年荣获福克纳奖和全国犹太人作品奖, 2003年改编成电影上演也是好评如潮。此作品近年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各抒己见, 分别从种族身份构建、文化多元主义诉求、新现实主义等视角对其进行多维的关照。“创伤” (Trauma) 原为医学术语,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身体受伤的地方, 外伤;比喻物质或精神遭受的破坏或伤害。” 福妮雅是罗斯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饱受家庭创伤的牺牲品形象。围绕着继父的猥亵、两名幼子的死亡和丈夫的变态家暴等家庭创伤事件, 罗斯采用混合式追述、视角转换等叙事方式反复回放她遭受创伤的场景, 将其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逐步推向极致, 揭示强加于其身的生活谎言, 还原真实的自我。她原本出生在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 五岁时, 因母亲与人私通, 父母离异。母亲爱财, 带着她又嫁给一个有钱人。十四岁那年, 继父企图猥亵她, 她被迫从家中出逃, 自谋生路, 艰难度日。二十岁时她嫁给务农的越战老兵莱斯特·法利, 本以为努力干活, 生儿育女, 把农场搞好, 就可以过上稳定的、粗茶淡饭的生活。而生活的不幸再次降临, 丈夫患有伤后神经紊乱症, 拼命打她, 接着农场倒闭, 两个孩子由于小供热器翻倒窒息身亡。 接二连三的家庭创伤使福妮雅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她首先选择死亡终结创伤带来的心理折磨, 与荒废的生活告别。第一次她做足了准备, 日日夜夜期盼, 配置药品, 精心装扮了自己。“我记得冲了淋浴, 剃了腿上的汗毛, 穿上我最好的裙子……我记得杜松子酒和安定, 而且依稀记得那种粉末, 我忘了名字。某种鼠药, 很苦, 我把它混在白脱苏格兰威士忌布丁里。” 遭受的家庭创伤在她身上也留下了累累的、看得见的伤痕。“在六七个地方可以见到疤痕, 一个膝盖头擦伤, 像个孩子似的, 是她在牛棚里滑倒留下的, 在她胳膊和腿上都有一道道细如针脚、半愈合的抓痕, 是牧场的笆篱所致。她的手粗糙、发红、肿痛, 由于扭动笆篱时捡起玻璃碎片, 由于每个星期拔出、插入那些木桩的缘故。一个花瓣形状、颜色鲜亮的伤痕, 或在挤奶厅受的伤, 或是他留下的, 恰恰位于她的咽喉和躯干的结合部。”作品中她形容自己像个陷入战火的孩子, 不管生活被炸毁多少次, 她站着不倒, 面对着堕落的命运, 忍受着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创伤。“没有理想主义, 没有理想化, 没有任何甜美姑娘的乌托邦主义, 尽管她知道现实的一切模样, 尽管她的生活已成不可逆转的荒废, 尽管她遭遇了所有的混乱和冷漠。”福妮雅遭受家庭创伤后的症状是麻木、冷漠, 她对周围人、事物缺乏积极的反应, 情感淡漠和情感消失, 对未来生活失去了兴趣。当科尔曼告诉她自己不是白人的秘密时, 她似乎并不真正的关心, 也不觉得这种行为该受到谴责, 而事实上恰恰与生活相吻合。“她不信宗教, 她不伪装虔诚, 无论其他的什么邪恶使她面目全非, 她却从未被有关纯洁的神话所扭曲。她对评判别人不感兴趣。她见得太多, 早已不相信那一套鬼话。”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 遭受不同创伤的两个个体互诉着不幸的遭遇, 互相保护着对方, 不受任何外人的侵扰, 以自身可能最单纯的方式整合创伤。“他们也许都不再为事态发展成这样而感到后悔。他们安全地置身于厌恶之中,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他们已冲出曾经堆积在他们头上的一切。生活中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们, 生活中没有东西令他们激动, 生活中没有东西犹如此刻的亲热那样消减他们对生活的恨。” 法国著名叙述学家杰拉德·吉奈特 (Gerald Genette) 在《叙事话语》 (Narrative Discourse, 1983) 中提出了三类叙事视角:“全知视角, 即叙事者与作品中的人物都知道, 公式为叙事者﹥人物;内视角, 即叙事者仅仅知道某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