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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的李世传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二十六年）6月，光绪皇帝在康良新派的推动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改革和改革。在此后的一百多天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新政呈现了中国政治上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是一种历史进步。但相对旧政而言,它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原有秩序,损害了一大批官僚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同年9月(八月),慈禧发动政变,诛杀和围剿维新志士。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就这样失败了。 当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滥施淫威、疯狂围剿维新志士和参与新政的官僚,当众多官僚危不自安、力求自保的时候,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有一位大臣却冒着风险和他人的弹劾,努力设法营救陷于囹圄中的维新志士和一批官僚免于重惩。他的这些努力虽然最终未能阻止守旧反动势力对维新运动的镇压和挽救维新运动的失败,然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的抗争非常难能可贵。他就是当时身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的廖寿恒。 支持《清代七百名人传》《阿斯塔法》 廖寿恒,字仲山,晚号抑斋,1839年(道光十九年)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1863年(同治二年)进士。1870年(同治九年)后,先后提督湖南、河南学政,擢为内阁学士。1881年(光绪七年)至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历任六部侍郎及仓场侍郎,其间还兼任总理衙门大臣。1897年3月,升任左都御史。不久署兵部尚书,擢刑部尚书。次年3月(二月),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9月,调礼部尚书。1899年12月(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罢值军机。次年奏准开缺回籍。 嘉定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对廖寿恒日后为官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立朝数十年,为官正直,不阿权贵,史书称他“遇事敢言”,“朱墨填委,百吏不给而应机立断,恢恢有声”。(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廖寿恒传》)他同情和支持维新变法均与早年在家乡所受到的教育分不开。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败,国势大挫,举国震颤,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以康、梁为代表的一批维新志士呼吁变法,挽救危败,而光绪帝师翁同和也“日思改弦更张”,企图通过变法,刷新吏治,开创历史的新局面,也积极引导光绪变法。但举朝大臣中,赞成变法的只有翁同和等少数人。廖寿恒其时尚为部侍郎,地位不显著,其言行还不足以影响朝局,但对翁同和主张变法表示赞同。由于他对变法态度鲜明,深得光绪帝的赏识。同年3月2日(二月初十日),廖寿恒被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开始参与高层决策活动。斯时,他在行动上大体与翁同和保持一致,同时与孙家鼐、徐用仪、袁昶、许景澄等江、浙、皖籍官员往来较为密切,彼此在赞同变法的问题上态度趋同。 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翁同和突然被谕令开缺回籍。廖寿恒对翁同和因主张变法而遭罢斥深表同情。翁同和离京之日,他亲自登门慰问,并为之送行。此后直到9月1日(七月十六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4人为军机章京之前,他担负了光绪帝与康、梁维新派之间联络的重任。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的联系,几乎都是通过廖寿恒来进行的。光绪帝索阅康有为的变法著作《日本变政考》、《列国政要比较表》、《日本书目志》、《波兰分灭记》等书,都是由廖寿恒代传的。康有为的条陈章奏,也多由廖寿恒代为呈递,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的传递信息“联络者”。因此,他被守旧官僚讥讽为“廖苏拉”,苏拉系满语,意指内廷机构中办理杂务的太监。又有人讽刺他是康有为的“笔帖式”(满语意思为跑腿的),甚至有人骂他为“康狗”。(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可见,他为了效忠光绪帝,支持维新变法,帮助康梁维新派,忍辱负重,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他是继翁同和之后,当时最高统治层内真正支持光绪维新变法的又一位重要大员。 刑法的总体上,是刑之滥,罚之不能确定的“罪案” 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廖寿恒在其《戊戌八月以后日记》中写道:“初六日丁亥,晴寅正入值,忽奉硃谕,吁恳皇太后训政,命拟旨即日在便殿办事。初八日行礼。巳初,召见于仪鸾殿东暖阁,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命起立就傍案缮旨呈览”。(未刊,藏上海图书馆)朝局的这一突变,使廖寿恒大为震惊。因他一直是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传递信息的“联络者”,所以,政变后的第四天(初九日),他即遭人弹劾:“封章中并弹及余亦附和康某”,不由惊叹:“岂不奇哉,岂不殆哉”!在遭人弹劾、个人随时随地将有不测的情况下,作为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的廖寿恒,对个人的安危并未作太多的考虑,而是一派“遇事敢耿”的作风,凭着封建政治道德和对变法的同情,个人有限的权力,竭力营救被劾逮的维新志士和维新官僚免遭惨酷打击。 就在廖寿恒被弹劾的同一天,慈禧下令逮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以及参与新政的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7人。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随同一并被捕。在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