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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摄政王副署制度考论 宣统皇帝建立之初，摄影王冠熙制定了军事特使副法令。前人对此研究较少。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不仅可以对清季皇权生态有更深刻的了解, 也可藉此体会清季官民共同参与的宪政运动, 认识西方近代政体制度移植中土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辞世后, 醇亲王载沣任监国摄政王。他虽有改革倾向, 但政治经验不足, 性情谦让, 与慈禧的阴狠精明、善于权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故其摄政权威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战。在光绪帝冬至奠礼仪式上, 群臣跪听祭文时, 侍读学士恽毓鼎发现, 前列诸臣竟然有人笑语喧哗;焚化冠服时, 还有轿夫拥挤猬集, 很不成体统。时人明显感到“监国暗弱, 不足镇压政府”。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与同为军机大臣的那桐, 均认为载沣缺少政治经验, 不能很好经邦济世, 两人对载沣意存敷衍。载沣对此亦心知, “虽恶之, 而格于隆裕, 无如何也。” 载沣“首重大权”的重要举措是发挥御史言官的口舌作用, 使其有“据实指陈”、“纠察行政”的权力。载沣为扫清障碍, 便主动采纳御史建议。强化权威、修改礼仪制度与恢复乾隆年间的枢臣副署制度是直接入口。御史言官鉴于先前“礼节未宜”, 奏请变通拜跪等礼节。载沣将御史们的奏折交相关部院研究覆奏, 并饬令其根据清初摄政王礼节, 制定相应的礼仪章程。在载沣严令督促下, 有关部院衙门共同制定了《摄政王礼节总目十六条》。枢臣副署制度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凡明发电旨拟在谕旨之前一行, 钤监国摄政王章, 于钦后一行书军机大臣署名六字”;针对外省的廷寄“拟于谕旨前一行, 钤监国摄政王章, 寄信前来后一行书军机大臣署名六字”;懿旨“于钦此之后一行, 抬一格, 监国摄政王钤章、军机大臣署名照前式。” 副署制度属于乾隆旧制, 原本是“恐军机处之权不重”, 为提高军机处的地位, 防止泄露机密而设立的制度, 后被废止。其实, 副署之制在1906年“丙午改制”时已被正式提出过。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权势熏炙, 为达其个人目的, 建议仿照西方近代体制设立内阁, 以及与此相应的军机大臣副署制度。认为重大事情, 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 应与各部尚书共同署名;关系机密的事件, 应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奉旨的各大臣, 皆有署名之责。此议一经提出就遭到强烈反对, 未曾施行。对此赵炳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宪精神全在议院, 今不筹召议院, 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 此何心哉?”显示出他对袁世凯用心的警觉和不满。光绪与慈禧去世后, 副署制度又被提出, 首倡者正是此前激烈反对副署制度的御史赵炳麟。在溥仪登基之后的第二天, 赵炳麟即上奏折提出恢复在乾隆三十年 (1765年) 就施行过副署上谕的制度, 认为现在“传谕以无考覆, 前后不免参差, 保人以无责成, 而贤佞不免杂进, 甚且善则归己, 过则归君, 其弊至于无所底止”, 建议重启旧制, 并且此制度还有立宪的性质, 可以表明朝廷立宪的诚意, 藉此争取民心。载沣基于强化自己权威的目的, 也想借来证明“经摄政王之裁决者, 非大臣所专擅, 亦非内监之口传, 天下之信用克坚, 海内之觊觎自息”。 日趋活跃的立宪派同样也对副署制度有极高的期望, 希望以此为契机, 早日成立责任内阁以限制君权, 使中国能够从专制政体变为立宪政体, 认为推行副署制度是预备立宪第一年的上佳现象。清末新政时期西方宪政思想大量涌入中土, 英国“嗣位法”颁布时期的副署制度内涵早已为时人所知。现在有了与西方名称相似的副署制度, 正是一个可以推进清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由于这种期望与清廷上层的真实目的并不契合, 最终导致1910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议上的双方冲突。资政院议员们认为在专制政体下不能筹备宪政, 若照此敷衍办下去, 恐难见效。朝野上下变革的心态更是激进, 认为只有仿照欧美或日本的模式, 大幅度地加快新政改革的步伐, 特别是制度的快速变更, 才可使国家富强, 民族摆脱危机。于是速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便成为资政院争取的主要目标。 资政院常年会开始不久, 在讨论“广西禁止土膏案”时, 因军机大臣副署的上谕并未对广西巡抚作任何处分, 多数议员对副署这一上谕的军机大臣大为不满, 质问军机大臣对副署上谕是否负有完全责任, 要求军机大臣到院受询:“副署之事是否与各国副署用意相同?上代君主负责任, 下对资政院负责任?究竟与各国国务大臣副署之意有无区别?”到院的军机大臣毓朗答词模棱两可:“方才这位议员所说的本大臣听得不甚懂, 是否副署的话, 如果是副署问题先已有说帖去, 将来可用文书答覆。” 副署上谕通常是军机大臣, 遇有重大事件由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协商后共同副署, 虽然有各部尚书到政务处会商要政, 但在商议时“各不敢多言, 偶发数语, 率视庆王意旨而定。常无决议, 唯自主稿者揣摩附会, 拟稿奏复。于是政务会议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