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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编撰原因新探 学术界对《世说新语》的编纂原因有如下看法。 政治原因。周一良认为,刘义庆“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撰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社会风气。宁稼雨认为:“《世说新语》之所以能够在刘宋时期编纂,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刘宋时期从王室到文人阶层(对魏晋名士风流普遍仰慕)的兴趣习好和社会风气。”统治需要和精神需要。宁稼雨认为,刘宋王朝不可能“很快形成属于本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只能继续依靠和提倡以往的门阀贵族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作为寒族出身的刘义庆将充满门阀士族精神的名士风采作为《世说新语》的主要的旋律应当是顺理成章的。”又说:“……作为汉代清议活动蜕变的魏晋名士风流,虽然是面临严酷政治环境下化解现实矛盾的一种被动选择,然而却是一种人生的艺术,一种生活的哲理,也是一种解脱方式。刘义庆文人的修养气质,使他与魏晋名士有了较为相似的境遇感受,因而取得了精神上的沟通和契合。这种个人的境遇和感受与刘宋王朝自上而下对魏晋精神的仰慕潮流不谋而合,这就是刘义庆对魏晋名士风流情有独钟,不惜工本地组织人力编纂《世说新语》一书的原因所在。”鲁迅认为是为“赏心而作”,“远实用而近娱乐”。 以上这些观点都未能揭示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的真正原因。试申论之。 第一,宋文帝不是一个残暴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的政治环境是相对宽松的。在专制统治下的皇权争夺斗争,历来就是惨烈的。只不过在朝代更替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残酷的皇权争夺斗争显得更为突出些罢了。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刘义庆主要活动在文帝刘义隆统治时期,而这一时期是刘宋王朝,也是整个南北朝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政治相对开明的时期。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时(元嘉十六年或稍后),正是刘宋王朝的鼎盛时期。《宋书·文帝本纪》有这样一段话:“及(文帝)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103页)1虽有些溢美,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废除少帝,完全是王弘、谢晦等人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实施的。王弘等人为了能让刘义隆继位,又杀害了庐陵孝献王刘义真。所有这些事,刘义隆并不知晓。当傅亮等人去迎接他继皇位时,他还感到疑惑不安。又《宋书·傅亮传》:“少帝废,亮率行台至江陵奉迎太祖。……太祖将下,引见亮,哭恸甚,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本末,悲号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汗流沾背,不能答。”(1337页)文帝在位期间,皇族中仅诛杀了彭城王义康一人。而刘义康被诛时,刘义庆已去世四年了。刘义庆在世时,宋文帝并没有诛杀任何一个皇室成员。 第二,宋文帝是一个比较宽厚仁爱的皇帝,他对兄弟和皇族是关爱和器重的。其弟刘义季嗜酒成性,他多次下诏劝戒:“谁能无过?改之为贵耳。此非唯伤事业,亦自损性命”,“汝饮积食少,而素羸多风,常虑至此,今果委顿。纵不能以家国为怀,近不复顾性命之重?可叹可恨!”(《宋书·衡阳王刘义季传》,1654页)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其弟刘义恭将出外任,他修书诫之说: 汝以弱冠,便亲方任。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今既分张,言集无日,无由复得动相规诲,宜深自砥砺,思而后行。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亲礼国士,友接佳流,识别贤愚,监察邪正,然后能尽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性偏急,袁太妃亦说如此。性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在,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应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今粗疏十数事,汝别时可省也。远大者岂可具言,细碎复非笔可尽。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侈衿尚,贤哲所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猜忌偏急,魏武之累。……任偏同弊。行己举事,宜深鉴此。……(《江夏文献王义恭传》1641页) 修身、立德、为政,乃至日常生活起居,文帝都给弟弟予以周详的告戒,令人感佩。文帝对皇族也是宽容的。其族叔遵考“为政严暴,聚敛无节。五年,为有司所纠”,文帝不予追究。元嘉二十一年,“坐统内旱,百姓饥,诏加赈给,而遵考不奉符旨”,(1481页)文帝仅免了他的官,但不久又委之以重任。刘义康被文帝疏远,是由于他不存“君臣行迹,率心径行”,“专总朝权,事决自己”,以致于“朝野辐凑,势倾天下”。这从“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宋书·彭城王刘义康传》,1790页)一点就可以看出。刘义康被诛的直接原因是他默许、纵容拥戴他的人谋反。 至于刘义庆,文帝对他很赏识且委以重任。综上所述,刘义庆不是生活在一个惶恐不安的环境中,忧生畏祸不是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的原因。 第三,刘宋不是生活在一个崇尚、仰慕魏晋名士风流成风的时代;相反,在当权者压制名士和复兴儒学政策影响下,士人们的兴趣、志向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继东晋之后的刘宋,社会风气自然多少会受魏晋的影响,这是不容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