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变化.docxVIP

《世说新语》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变化 一、 刘义庆的文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意识和新时期。自觉、新变的表现之一是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博大精深与成熟。学术界向来重视对这些文论专著的研究,却忽视了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指,即通过作品看作家的文学思想。1 《世说新语》是20世纪中古文学中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无论是从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宗教,还是笼而统之以“魏晋风度”概括者皆有,但却少有学者从文学思想这一本体的角度去解剖它。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在谈到晋宋之交的元嘉文学时说:“这个时期也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期,但从文学思想的角度考察,诚如鲁迅之所言,‘亦非有意为小说’,与诗文所反映之文学自觉并不同步,视之为小说之萌芽则可,考其文学思想则暧而不明。”故罗先生在第五章“元嘉与永明的文学思想演变”中根本不提《世说新语》。然而,“暖而不明”不等于没有。《宋书》本传谓刘义庆“爱好文义”,即喜欢文章义理。刘义庆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或主张,但我们从他的创作中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文学思想。事实上,文学与美学上的“魏晋风度”一词就来源于对《世说新语》的研究,这一足可以与“盛唐之音”并美的术语不正意味着《世说新语》本身具有的文学、美学思想的价值吗? 二、 从《世说新语》的创作趋势来看，刘一清的文学思想 (一) 《采用》的文学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的数量和内容上,其文学材料和素材方面的差异 从编撰体例看,《世说新语》采用分类叙事的原则,分为上卷(1-4则)、中卷(15-13则)、下卷(14-36则)。上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分类,一方面源于“孔门四科”,另一方面是因为宋文帝于元嘉十五年开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尽管刘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以撰写《世说新语》。但他毕竟是南朝宗亲,又“受任历藩”,再加上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时正是因为“世路艰难”——“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情况下。刘义庆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那么,他不能不在编撰中体现朝廷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旨意,而且,皇室宗亲的显贵地位和政治形式的艰难险恶,迫使“性简素,嗜寡欲”的刘义庆也不能在自己的著述中以清谈公开对抗儒学名教。所以,除上卷外,刘义庆在《世说新语》的《方正》、《雅量》等篇中赞扬了许多重德行品性的人物,在《规箴》、《自新》篇里对人品德性低劣的人也不无批评鞭斥。但刘义庆毕竟是一个政治热望不高、在皇室权力之争中也无任何野心、而又素来“爱好文义”的人。这就使得他在撰写《世说新语》时既要体现朝廷以儒学治理天下的思想,又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着眼于名士的言语、德行等佚闻趣事之风流。笔者曾作了一个统计,在《世说新语》的1130则中,属于德行政教的有《德行》、《政事》、《方正》、《规箴》、《自新》等共计168篇,只占总数的15%;而属于名士风度的有《言语》、《文学》、《捷悟》、《夙惠》、《豪爽》、《容止》、《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任诞》等篇共745篇,占67%;介于两者之间的共217则,占18%。即使是这168篇“为正统儒家所重视的项目,却也写得比较乏味;而言语、文学这两个较少实用功利价值的项目,反而写得很精彩。”2从而在总体上给人以一种玄远淡雅的审美感,少有储事言政的功利说教。 从文体角度看,《世说新语》所提到的文体凡有诗、赋、序、颂、赞、论、书、表、笺、诔、册文、露布(帖)以及属于小说体的裴启的《语林》和袁宏的《名士传》。前面的这些文体都被刘勰的《文心雕龙》及萧统的《文选》列入文苑范畴,但他们对《语林》及《名士传》都略而不提。从这点来看,刘义庆的文学眼光有明显高于刘勰及萧统之处,他看到了这两部书的史传及娱乐性质。史传是小说的源头之一,但史传又与小说不同。史传注重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公正评价:而小说则更多地趋向于文学的娱乐、审美特性。 通常认为,《世说新语》是实录笔记体小说,实际上它是七分素材、三分虚构。宋代秦果为孔平仲《续世说》作序称:“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之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要而不烦,信而可考,其《世说》之题欤?”(《丛书集成初编》)就将《世说新语》定位于文史之间。唐朝刘知几著《史通·杂说》时也说:“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期、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实际上是从反面说明了《世说新语》所具有的虚构的特征。这点我们从《方正》第27则、《自新》第1则等等的细致生动的细节描写,就可看出《世说新语》所具有的小说笔法。 在素材的选择方面,刘义庆既不像正统史观的班固一样,从儒家的功利主义出发宣扬忠孝仁爱,也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