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名教与自然.docxVIP

《世说新语》的名教与自然 在谈论《世说新语》时，人们常常使用《对话》一书来概括其思想内容。其实《世说》不是专写清谈名士的书,对名士也并非一概采取赞赏的态度。它在政治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而哲学思想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迄刘宋弥漫于士族社会的宗教气氛。总的说来,《世说》的思想是儒道杂糅的,这同《世说》撰集的时代和撰集者的身份、思想有关。 维护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先事功而后玄谈,是《世说》政治思想的主导方面。它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书中所写的各类人物,也用这个标准来评价清谈名士。 《世说》三十六门,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居首,把李元礼“以天下名教为已任”,乐广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列于德行,重名教的倾向是颇为鲜明的。《方正》《豪爽》等篇,在叙事中肯定了羊忱拒作赵王伦长史,周、孔群蔑视叛臣,江虨规箴庾翼的不臣之心,祖逖挫折了王敦遥控朝政的气焰等等,都体现了《世说》的撰集者维护纲常名教的态度。 《世说》中对清谈名士的记述,其取舍抑扬都没有超越这个标准。 魏晋易代之际,清谈名士中有尚自然与崇名教的不同。稽康、阮籍是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山涛、王戎以及王衍、阮修是调和名教与自然的。《世说》对于重名教或调和名教与自然的言论记述较多,而对于非薄名教礼法的言论,则加以刊削。如《文学》篇载“三语掾”的故事,而不载稽阮非薄名教的言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宣扬“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同《世说》维护纲常名教的宗旨相背,《文学》篇只提“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而不提阮籍意气所寄的《大人先生传》。《世说》把阮籍对抗礼法的言行同那些放浪自适者的举动都列于《任诞》。东晋的戴逵已经指出:“竹林之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放,无德而折巾者也。”《世说》撰集在后,却抹杀了这种区别,实质上就是反对“越名教而任自然”。 西晋名士王衍,《世说》颇赞赏其风神度量,但从政治上评价,则把西晋的乱亡归咎于他。《识鉴》篇记述了羊祜的话:“乱天下者必此子也!”《轻诋》篇载桓温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东晋的王蒙、刘惔善谈名理,“凡称风流者皆举王、刘为宗。”《世说》很欣赏他们的“韶音令辞”、“往辄破的”;刘惔破孙盛谈易象一则写得极为精采。但清谈毕竟不能代替政事武备。《排调》篇载桓温乘雪欲猎(古代寓阅兵于田猎),装束单急。刘惔问:“老贼持此欲何作?”桓曰:“我不为此,卿辈那得坐谈?”《政事》篇载王濛与刘恢、支遁共访何充,充低头看文书不顾之。王濛要何充“摆拨常务,应对玄言”,何曰:“我不看此,卿辈何以得存?”《世说》还加了“时人以为佳”一句。肯定了何充对空谈废务者的批评,反映了撰集者先事功而后玄谈的观点。 如果说《语林》《郭子》等书的编集是为了取资谈助,那末撰于元嘉时期的《世说》已有借鉴前朝,于叙事中寓褒贬的意思。所以,《世说》对于清谈名士,既写了他们的才藻奇拔,意气干云,也写了末流之弊。如《文学》篇载许询、王修在会稽西寺论理,王理屈。于是“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询以这种没有固定论点的诡辩自诩,而支遁则说:“岂是求理中之谈哉!”东晋的王羲之已深感“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弊病,主张“人人自效”,以“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为楷模。晋宋易代以后,把名教与事功放在清谈之先便是势所必至的了。 也许有人会说:《世说》乃纂辑旧说而成。在封建社会,维护纲常名教是一般著述的通例,把它作为《世说》的思想倾向,着重地提出来,是否必要呢?我想,讨论问题,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魏晋时期,正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的时候,而且从阮籍、鲍敬言直到陶渊明,先后表达了否定君主,突破封建樊篱的思想。这不应当看作孤立的现象,而是反映了一股与当时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思潮。它与被压迫人民的现实斗争相结合,可以成为孙恩等的反抗行动;与士大夫中的无所事事者的生活结合,又可以成为放诞自恣者的借口。两者都于封建统治者不利。所以临川王刘义庆撰集《世说》,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于取舍抑扬之中,寓“救偏补弊”之意,《世说》采用《语林》、《郭子》的素材颇多,《古小说钩存》辑录了很多可供参校的条文;但本文所引重名教、尚事功诸例,辑本《语林》、《郭子》中未见。虽不能据此断为二书所无,但《世说》的撰集,不仅仅是耽好玄言,趋附时尚则是很清楚的。鲁迅说,渡江以后,清谈之风弥甚,“有违言者一二枭雄而已”。《世说》从政治上评价清谈,与东晋时期的一二枭雄的见解倒是比较接近的。 《世说》的政治观点,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它的哲学思想则汲取道家自然之说,冲破了神学迷雾与宗教气氛,成为六朝小说中摆脱志怪牢笼的第一部,这正是它高于裴启《语林》之所在。 儒家的典籍,如《左传》、《周礼》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