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对知识型员工的保护作用二元劳工市场、解雇保护与劳动合同法.docx

《劳动合同法》对知识型员工的保护作用二元劳工市场、解雇保护与劳动合同法 一、 优化了劳动关系,即使劳动者有可能导致的潜在问题 《劳动合同法》于2007年6月29日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受到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劳动的福音”，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坏的法律”。其中，法律专家常凯和董宝华的立场最为代表性（1）。作为《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的组长,常凯(2008)坚持认为该法的颁行将有助于增加劳动保障、提高劳动者对企业的认同、促进中国的产业转型,从而实现劳动者、企业和国家的“三赢”。而与此相对,劳动法学专家董保华(2007)则倾向于认为《劳动合同法》将增加失业、降低企业利润并最终葬送改革成果,从而导致劳动者、企业和国家的“三输”。两位法学专家所遵循的分析逻辑如图1所示。 实际上,常凯和董保华的争论主要源自《劳动合同法》通过无固定期限合同对解雇保护的加强。相对于《劳动法》的相关规定(2),新的《劳动合同法》扩大了签约范围,改变了续订程序,其中第十四条规定了三种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1),这三种情况的共同点是:在《劳动法》框架下,如果要继续劳资关系,双方将签订下一个固定期限合同,若有一方不满意,待合同期满解除合同;而在《劳动合同法》框架下,则需要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2),正常情况下企业不能解除(3)。而且,在《劳动合同法》框架下,末位淘汰制将丧失法律保障(4)。显然,《劳动合同法》大大加强了对员工的解雇保护。正如图1显示的那样,常凯认为,立法加强解雇保护是对劳动者的静态优化;而董保华则认为,其中牵涉到劳资双方的动态博弈。乍看起来,两者依据的分析逻辑和所得到的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常凯和董保华似乎都忽视了中国劳工市场二元化的重要事实,仅从整体层面进行较为笼统的分析,尚不足以揭示问题的实质。中国二元劳工市场的现实存在,可能对《劳动合同法》加强解雇保护的潜在影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为此,本文计划基于中国劳工市场二元化的特点,区分体力员工和知识员工、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借助数学模型,分析《劳动合同法》加强解雇保护法,对不同类型员工和企业潜在影响,进而整合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争论。 二、 城市劳工市场分割的相关研究 中国高端和低端产业、城市职工和农民工(5)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区别,基于这样的背景,劳工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成为学者们分析中国劳工市场的重要工具。根据该理论,整个劳工市场被很多因素分割为两个具有较大壁垒的分市场(陈广汉等,2006),即一级劳工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和二级劳工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这种分割一般是在企业、行业或职业等层次上形成,一级劳工市场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知识密集型产品,对应于经济中竞争力强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核心产业,其供给方为具备较高知识储备的高端劳工;而二级劳工市场的需求方为竞争力较弱的、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边缘行业,其供给方为以出卖体力为主的低端劳工。 同时,在中国,作为转轨期间的重要特征,城乡的巨大差异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割。在改革之前,这是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改革以来则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得以长期维持(蔡昉等,2001)。近年来,已有大量文献对中国劳工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行研究(王美艳,2005)。例如,许多学者通过户籍制度的历史和改革时期的演变,讨论了这一制度对形成统一劳工市场的阻碍,从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在城市本地和迁移劳工之间存在的待遇差别是制度性的(Cai Fang and Dewen Wang,2003)。也有研究通过把中国的迁移政策与发达国家对待外籍劳工的情形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户籍制度的独特性质,使得中国国内迁移与大多数国家不同,更接近于国际非法劳工迁移(Dorothy,1999)。其他一些研究还利用实际调查数据,对城镇劳工市场分割及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的工资差异进行了经验性的检验。例如,孟昕等(2001)发现,工资差异的大部分是由职业内差异造成的。杨云彦、陈金永(2000)结合武汉市场的实证分析,认为外来劳工和本地劳工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户口登记状况及单位性质等对劳工(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影响。 可见,对于中国劳工市场来说,存在两个层次上的分割,即通常的基于人力资本的分割和中国特色的基于户籍制度的分割(见表1)。而事实上,表1区域II、IV所代表的情况并不具有典型意义。区域II包括相当部分城市的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但其整体状况还是要好于区域III的农民工(1)。此外,城镇职工聚集的国有部门内,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张车伟和薛欣欣(2008)发现,国有部门内施行共享式的工资决定模式,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