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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相邻而连坐的现代法实践剖析 因相邻而连坐的现代法实践剖析 如今已经是民主时代，连坐作为一种典型的封建社会制度设计，在其本质以及社会观感上已经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是，当看到侵权责任法草案规定的抛掷物损害赔偿责任(以下简称抛掷物责任)时，连坐这个词便浮现脑海并挥之不去。试想:如果从一个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只要找不着具体的加害人，只要建筑物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就要作为可能加害的人而承担责任，这不是跟旧日的保甲连坐意趣一致的制度设置么?仔细想想，这比保甲连坐制度还更为严格，因为依保甲连坐制度追究连带责任的前提是犯法者确为邻人，而根据拟定中的抛掷物责任制度，不论抛掷物的加害人实际上是不是邻人，只要物品是从建筑物中抛掷出，建筑物使用人就有担责的根据。如今区分所有的高层建筑物比比皆是，已见的相关案例中，抛掷物受害人因找不到具体的加害人，往往将几十上百的建筑物业主或使用人告上法庭，其中有的法院曾判决那些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的几十个业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支持抛掷物责任的观点并不都是基于喜欢连坐的潜意识，为此制度安排而出现的种种理论依据也很有现代法理色彩。但以下的简要分析却一再显示，支持抛掷物责任的理论都是牵强的，唯有连坐论最为贴切。 其一，行为可能性最大说。该说认为，既然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而出，该建筑物使用人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受害人要求建筑物使用人担责有证明优势。该说至为不妥。判断谁是行为人，应依据与行为这一动的过程有关的证据，而不能直接用行为发生的静态场所去做行为证据，否则就等于谁与侵权行为场所有关，谁就与侵权行为有关。如采此说，其抛掷物责任的主体范围就不应当限于建筑物使用人，因为损害发生时所有在建筑物中的人(如客人)都可能抛物。如果此说可以作为民事责任的制度依据，那么也应当适用于调整建筑物使用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例如，夜晚封闭管理的建筑物中有一户被盗，其他邻居最有可能实施盗窃，要 是不能抓到具体的小偷，其他建筑物使用人就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此可见行为可能性最大说的荒谬之处。就是从民事证据判断规则上看，行为可能性最大说也难以成立。假定发生抛掷物品的建筑物只有一个使用人，考虑到受害人身体因抛掷物受损的事实，依行为可能性最大说，受害人略微能够形成证明优势。但是，如果建筑物有两个使用人，其为抛物行为人的概率就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建筑物使用人越多，其为抛物行为人的概率就越小。所以，只有预先确定建筑物使用人的团体侵权责任，才有可能维持受害人的证明优势。可见，以行为可能性最大说作为抛掷物责任的理论依据，实质是制度建构依据上的倒果为因。 其二，坠落物责任扩展说。该说认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与建筑物上坠落物品的物理过程类似，坠落物致人损害责任的法理可以扩展到抛掷物责任制度上。该说混淆了抛掷物与坠落物之间在形成原因和归责依据上的根本区别。(1)坠落物在其坠落之前，或是建筑物的一部分，如窗扇、外墙砖、玻璃幕墙等;或是后加上的搁置物或悬挂物，如施工设施或工具、阳台花架、空调室外机等。前者是所有物的一部分，后者依据物与物的关系也可以认定其所有者。因此，即使在建筑物区分所有的场合，坠落物的权属状态也都是明确的。抛掷物是从建筑物中抛掷而出的物品，很难判断抛掷物品当时的所有人或占有人。(2)建筑物使用人对坠落物有管理责任，若其坠落伤人，建筑物使用人当然要为此担责。但是，被抛掷的物品是随时可被任何人控制的动产，建筑物使用人并不能够基于对建筑物的使用而当然控制或管理该物品。(3)坠落物是因自然力而坠落;抛掷物是因人力而抛掷。抛掷物完全是因行为而致人损害，将其归类为物件致人损害是错误的。须指出，悬挂物、搁置物只有坠落才能致人损害，因此应包含在坠落物中，侵权责任法草案在悬挂物、搁置物之外另有坠落物且与抛掷物并列，犯了分类错误，或许是为确立抛掷物归责规范而采取的立法技巧。 其三，场所秩序管理责任说。该说认为，既然建筑物使用人占有使用了建筑物，对于建筑物范围内的秩序就有管理责任，应当为管理范围内出现的抛掷物致人损害担责。此观点未弄清使用人对建筑物场所秩序管理的性质。(1)建筑物使用人对建筑物使用范围的管理是私法范畴的行为，是为自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2)建筑物使用人对场所秩序的管理，属于纯粹的权利而不是义务。例如，建筑物使用人可以放弃对场所秩序的管理;再如，发现有人抛物时，建筑物使用人当然有权进行制止。(3)建筑物使用人无权进行公法意义上的管理，其对于建筑物范围内他人行为的管理，不能超出为维护自己利益所必需的范围。因此，以场所秩序管理责任为由来建构抛掷物责任，实际上是给建筑物使用人施加了具有公法性质的公共管理职责，将导致不合理的负担与结果。例如，从建筑物中向外抛物和建筑物中向外开枪，其行为模式一样，其法律责任也应一样;如果一个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