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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许可契约的技术转移博弈分析 在市场经济时代，作为国家科研合作创新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的技术转移活动在推动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自主创新战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与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学的技术转移效率较低。许多科学家认为，中国的科技成果管理制度不完善，科研人员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充分，但一些研究报告表明，大学的技术转移效率较低。大学的技术转移体系具有多主体、多目标、多模式的特点。包括技术推动者（大学教师、全职研究人员和博士（以下简称“科学研究人员”）、技术许可办公室（tto）以及与技术相关的各种利益。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对大学的技术转移效果和效率有重大影响。只有确定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政治和利益关系，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大学技术转移效果不理想的困境。 1 不同类型技术转移模式下的契约设计 大学的科研成果包括专利、软件、版权及数据库等.就科研成果转移去向而言, 大学技术转移包括两种模式:一是外部企业许可使用模式 (technology license to established-firm, TLE) , TTO将大学的科研成果许可给与大学无关联利益的第三方企业;二是科研人员内部创业模式 (technology license to start-ups, TLS) , 科研人员在TTO授权下自主创业, 完成其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开发.由于多数大学科研成果还处在概念论证或实验室样品阶段, 真正投放消费市场之前还需经历技术适应性开发和商业化推广过程, 因此, 两种技术转移模式都需要科研人员和企业持续稳定的后期投入. 在外部企业许可使用模式下, TTO需要协调好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避免合作双方产生道德风险, 这表现在TTO既要鼓励企业为技术转移投入足够研发资源, 也要尽量避免合作过程中科研人员的“偷懒”行为.因此, 外部企业模式下TTO与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可被视为委托-代理关系, TTO作为委托人为科研人员和企业设计合理的技术转移许可契约以消除道德风险行为.在科研人员内部创业模式下, 科研人员利用其科研成果自主创业, 该模式有以下特点:一是科研人员存在逆向选择倾向, 由于使用职务发明之前需获得TTO的授权许可, 为节约初创企业的运营成本, 科研人员可能会在创业之前有意不向TTO披露商业价值较高的科研成果;二是科研人员个人目标和初创企业目标趋于一致, 双方都将自发为大学技术转移投入足够研发资源.文献分别研究了许可契约参数对两种技术转移模式的影响, 但没有涉及科研人员和TTO的模式选择及科研人员的逆向选择问题, 而文献主要从政策设计角度分析大学技术转移过程中科研人员的逆向选择行为及应对策略, 又未涉及具体的契约设计.Erika系统地比较了美国和瑞典的大学技术转移体系, 后者的“教师例外”原则 (teacher exception) 允许大学科研人员拥有职务发明的所有权, 但同样未从大学技术转移实施过程对许可契约设计进行讨论.因此, 笔者认为以下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1) 如何从TTO契约设计角度优化两种大学技术转移模式的博弈, 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2) 两种大学技术转移模式各有优缺点, 如何针对技术转移实施过程分析TTO和科研人员的模式选择依据. 基于此, 本文在文献[1, 5]基础上, 构建新的技术转移成功率函数, 建立了两种大学技术转移模式的博弈模型, 对博弈均衡解和最优契约参数的存在性进行理论证明, 重点探讨了大学技术转移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以及大学科研人员和TTO的模式决策依据, 以期能促进大学技术转移的成功实施. 2 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契约关系 (1) 对具有较高商业化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 大学科研人员、TTO及企业都有动机实施技术转移, 不考虑论文发表、公开展览等非经济实现形式的大学技术转移. (2) 我国多数大学的TTO行政上属于校内部门, 具备非盈利组织特性, 但许可收入为TTO日常运行, 激励科研人员发明创造提供了资金保障, 因此许可收入仍是TTO最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假设TTO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式中:α (0≤α≤1) 为许可收益分配比例;R为全部许可收入;K为TTO的一次搜寻成本. (3) 对大学科研人员而言, 经济收入并不能完全衡量其效用.假设科研人员参与技术转移的期望效用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参与技术转移获得的经济收益, 包括技术许可收入和股权收益, 用αR表示;二是因向TTO披露科研成果获得的同行认可, 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及参加高级别会议等非经济收益, 用S表示.另外, 参与技术转移付出的成本是科研时间的指数函数, 因此, 科研人员的期望效用如下: 式中:tR是参与技术转移付出的科研时间 (以下简称科研人员努力水平) ;A表示科研人员对时间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