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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耻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耻辱是指以某种是非善恶的观念为行为主体，在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体验，如内疚、责任感、羞耻等。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耻感具有醒目的重要地位,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呈现着鲜明的“耻感”色彩。深入挖掘、系统梳理中国传统耻感思想,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对于我们当前完善和加强耻感涵育, 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 民智渐开,民众耻感的形成 早在殷商时期, 人们就开始把耻感作为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予以追求。《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 率民以示神, 先鬼而后礼, 先罚而后赏, 尊而不亲。其民之敝, 荡而不清, 胜而无耻。”人们还认识到了耻感能使行为主体内心感到羞耻而主动向善。《尚书·说命下》记载:商朝初年的丞相伊尹, 在辅佐先王成汤时说:“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 其心愧耻, 若鞑于市。”伊尹认为, 自己身为国相不能使国家富强, 不能辅助君王成就尧舜一样的事业, 内心的羞惭体验如同“鞑于市”的耻辱。正是由于伊尹愧己之不能, 才有后来“伊尹放太甲”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到了周朝时期, 人们对耻的认识更加深刻, 赋予耻感以更加丰富的内涵。首先, 耻是人存在的依据。《诗经·国风·相鼠》说:“相鼠有皮, 人而无仪。人而无仪, 不死何为?相鼠有齿, 人而无止 (通耻) 。人而无止, 不死何俟?”其次, 耻是评价社会恶的尺度。《诗经·小雅》曰:“缾之罄矣, 维罍之耻。”郑玄在《毛诗专笺》中说:“缾小而尽, 罍大而盈, 言为罍耻者, 刺王不能使富分贫、众恤寡。”对此, 高亨先生解释说:“酒瓶空了, 是酒坛子的耻辱。比喻百姓穷了, 是治国者的耻辱。”认为统治者不能使百姓生活富裕幸福, 就应被视为恶而遭受鞭打。其三, 耻是惩罚邪恶的重要手段。《周礼·地官·司救》中记载:“司救, 掌万民之衺恶过失而诛让之, 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恶者, 三让而罚, 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 役诸司空。”对此, 郑玄注曰:“罚, 谓鞑击之也。明刑者, 去其冠饰而书其邪恶之状, 著之背也。嘉石, 朝士所掌, 天外朝之门左, 使坐焉。”也就是说, 西周时期对于邪恶的人, 作为国家官员———司救, 先通过礼教育、挽救他们;如果教育三次不改, 就要对其进行惩罚;三罚还不奏效, 则处以明刑, 即让其坐在嘉石之上, 羞辱他;然后罚做苦役。“耻诸嘉石”作为一种极重的刑罚或严厉的精神惩罚得以实施的前提在于:民智渐开、民众耻感的形成。这表明, 远在商周时期的中国民众, 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耻感观念, 就已经认识到了耻感对行为主体产生的惩恶扬善的规约和导引作用。 二、 孔子的道德观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 从孔子开始就有着强烈的耻感取向, 极为重视的“耻”德的涵育与葆养。首先, 有耻是理想人格的基本要求。子曰:“行己有耻, 使于四方, 不辱君命, 可谓士矣。”《论语·子路》) 意思是说, 对自己的行为、活动有羞耻意识, 出使异国不辜负君王的使命, 可以称之为“士”。可见, 孔子十分重视人们在行为过程中对耻辱的感受能力, 认为“有耻”是儒家理想人格———“士”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德行。其次, 知耻是修己达人的根本保证。“三达德”, 即智、仁、勇, 是孔子提出的儒家基本道德规范。何谓“智、仁、勇”?《中庸》说:“好学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好学、力行、知耻也是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的。行为主体好学而知是为修己, 力行而仁是为达人, 而知耻则是行为主体实现修己、达人的意志保证。第三, “有耻且格”是德治社会的理想境界。子曰:“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显然,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应当是一个凭借德、礼建立起来的、和谐有序“有耻且格”的自律型社会, 而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外在刑罚的震慑而得以维持有序的“民免而无耻”的他律型社会。第四, “远耻”是个体道德修养所要实现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为“仁”?子曰:“恭, 宽, 信, 敏, 惠”, “能行五者于天下者为仁矣”。(《论语·阳货》) 在孔子所列举的五种可以为仁的品德之中, “恭”居五者之首。何谓“恭”?子曰:“恭则不侮”。《礼记·表记》中说:“恭以远耻”。显然, “恭”本义在于远耻。由此可见, 在孔子的道德体系中, 知耻、有耻和远耻分别是孔子倡导的理想人格的体现, 是德性修养的最高境界, 也是其追求向往的德治社会的目标。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在孟子的道德哲学体系中, “羞恶之心”被视为人性之本。孟子主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恭敬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他还把羞恶之心与人性之善直接联系在一起, 认为“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