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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中定金的司法认定 自杀是中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法律犯罪，直接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风险。 由于刑法条文关于自首的规定过于简单, 为正确的认定自首, 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4月16日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1997年《刑法》施行后, 于1998年4月17日公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2009年, 又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上述司法解释, 对于司法机关如何把握自首的成立条件, 准确认定自首,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不应对认定自认结果的客观条件,主要表现为 笔者认为, 自首的立法精神是瓦解分化犯罪分子, 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认定自首应从犯罪分子投案以及如实供述对司法机关节约司法成本的客观结果考虑, 而犯罪分子出于何种动机投案, 是否真心悔改, 不应对认定自首起决定作用。理由如下: (一) 立法者的立场,使罪 犯罪是严重侵犯合法权益、危害社会秩序进而威胁统治阶级基础的危害行为。自古以来, 惩治犯罪都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重中之重的任务。立法确立自首制度, 能感召犯罪分子趋利避害, 主动归案, 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 并如实供述以换取从宽处罚。从立法者的立场看, 正是通过自首这个桥梁, 感召犯罪分子, 产生了不需要付出或者仅付出较少的司法成本, 就得以破案并顺利审判的效果, 从而顺利达到了惩治犯罪的目的。 如果将犯罪分子是否真心悔改, 是否利于对其改造作为认定自首考虑的决定性因素, 一方面会导致犯罪分子主动投案的情形减少, 另一方面会因司法实践中标准难以把握导致自首的认定出现混乱, 进而影响犯罪分子主动投案的积极性, 从而不利于司法机关准确、及时的惩治犯罪。 (二) 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为自持性原则 在罪刑均衡这一理论框架下, 将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也就是将刑罚一般化与刑罚个别化统一起来, 才能将罪刑均衡原则建立在更为可靠的逻辑基础之上。基于此, 刑罚个别化是罪刑均衡的应有之义, 并不违背刑罚的公正理念。 自首不仅能节约司法成本, 更能直接的反映出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减少, 毕竟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 直接减少了对社会安全的潜在威胁。因此, 不管犯罪分子出于何种动机投案, 都能反映出其人身危险性的减少;只要其如实供述, 均可以适用自首从宽的刑法规定。这种个别的刑罚适用, 不仅不违背刑罚的公正, 更能体现出罪刑均衡。 (三) 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是反映犯罪及其悔罪意识的表现 1984年“两高一部”《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中, 规定自首的三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三是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1997年《刑法》修改后, 规定成立自首的两个条件: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之所以删掉“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这一条件, 一方面是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 已经体现在自动投案, 如实交代自己罪行里面去了 (从字面意义理解) ;另一方面, 笔者认为, “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 从实质意义理解, 就是犯罪分子真心伏法, 反映其内心的悔罪意识。立法将其删除, 就是为了避免单独适用该项条件, 缩小了自首的成立条件, 同时也避免将犯罪分子仅对其行为是否违反刑法进行辩解的情形排除在自首之外。 二、 关于确定服从的困难 (一) 传呼唤归案罪犯不可均为改案 《解释》规定, 犯罪分子虽被发觉, 但在未被讯问, 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 主动投案的, 是自动投案。但是, 司法实践中, 有相当部分的犯罪分子并非作为现行犯被刑事拘留或者在追捕中被抓获, 而是公安人员发现犯罪分子后通过传唤的方式将其抓获的, 这一方面是司法实践中复杂多样的客观情况使然, 另一方面是公安机关大量存在的刑事案件“先破后立”现象所致。 对于上述情形, 有学者认为, 犯罪分子被公安机关口头或电话传唤后直接到案, 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应当认定为自首。因为传唤和拘传不同, 不属于强制措施, 犯罪分子经传唤后, 自主选择的余地是比较大的。笔者认为, 对传唤归案的犯罪分子不可一律认定为自首, 应分不同情况而定。 第一种情形是, 公安人员没有接触到犯罪分子, 只是通过电话或者书面的方式传唤其到制定地点接受调查或讯问, 犯罪分子经传唤后主动归案的, 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因为犯罪分子由于没有直接受到公安人员的人身控制, 有选择投案与否的余地;同时, 公安机关还没有发现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处, 为提高侦破案件的效率, 鼓励犯罪分子主动归案, 应将此种情形认定为自首。 第二种情形是, 公安人员已经接触到犯罪分子, 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