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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狐鸣、独眼、反叛者看新政权的形成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北、安徽、江苏等地多次爆发“毛人水怪”。当时有记忆的当地人可以生动地描述各种场景，如逃离“毛人水怪”。“毛人水怪”事件的缘起、传播, 或许具有一定的政治隐情, 但其本质是群体性的社会恐惧。各地对这些事件的解决, 多是按照阶级斗争的先验式思维, 上升或异变为严重政治事件, 而非视为社会心理障碍。 对“毛人水怪”问题, 主要有李若建对20世纪50年代苏、皖、鲁三地相关事件的研究。他从谣言产生、传播和控制角度作了学理性的观察, 认为:“在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中, 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谣言传播过程中, 民众呈现出集体行为的非理性, 同时也存在理性的成分。”“‘毛人水怪’谣言的爆发并非凭空产生, 当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时, 或者社会中蕴含着强大的不安定因素时, 民间聚集的骚动能量没有得到疏通, 就可能引发各种恐慌。”(1)本文主要从淮北特有的社会背景、民众心理及政权建立者的社会控制角度来分析“毛人水怪”事件的历史意义。 一 “毛人水狂”的出现 20世纪四五十年代, 是淮北“毛人水怪”事件的多发时段。在中共建立政权的淮北, 几乎所有地方均有“毛人”、“水怪”的传说, 许多孩子、妇女、甚至成年男子晚上不敢出门、不敢独住。“有些村庄集体睡觉, 设岗自卫, 一夕数惊, 恐怖异常, 有时自相惊扰, 打斗致伤。”(1) 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