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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建筑预防性保护思想与实践中的整体观 以约翰卢皮（johnlupi）的《建筑的七盏灯》（sevenlightsofarchitecture）中的“记忆之光”为例，奥利弗建筑保护协会（oliverbuildingprotectionassociation）以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的声明中简洁有力的口号为例，即“日常护理导致衰退的延迟”和“修复而非保护”。 “预防性”和“计划式”是建筑预防性保护理论和实践的原生路径，包括几个术语（图1）。本文选择作为现代意义上建筑预防性保护最早定义和实践者的意大利，截取其最关键的思想和实践片段展开观察，以其中最为重要的3位学者切萨雷·布兰迪、乔凡尼·乌勒巴尼(Giovanni Urbani)和斯特法诺·戴拉·托雷(Stefano Della Torre)的思想为线索，以“风险地图”“文化区”等规划式保护实践为外显，剖析他们建筑保护思想中的整体观。 1 预防性保护概念在建筑领域的引入 意大利在近代建筑保护和恢复史上取得了先锋。许多有远见的科学家展示了这一点，并为国际现代保护运动的主流语言奠定了基础。预防性保护的两个核心术语“预防性”和“规划式”在建筑领域中的最初使用均与意大利学者相关。前者由第一任意大利中央修复研究院(Istituto Centrale per il Restauro，以下简称ICR “预防性”保护的概念在建筑领域首次引入。作为一名艺术史学家和评论家，布兰迪作为一个定义，继续关注和表达自己的理论中的审美和历史事实。他认为“预防性修复(Restauro Preventivo)的范围” 这一定义与布莱尔保护理论体系的其他部分相对应。他的整体观点体现在对艺术和历史的潜在一致性的关注上。作为19-20世纪关于狭义修复的论争和战后重建热潮图景下的思想成果，预防性保护概念引入建筑领域伊始即强调与极端紧急情况下干预活动在心态上的对立。 布兰迪的理论直接影响了1968年的《巴黎宪法》和1972年意大利国家的《恢复宪法》。从那时起，预防性保护的实践也受到了《巴黎宪法》模式转变的影响。 2 单一对象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从布兰迪到乔瓦尼乌尔巴尼 2.1 弗兰切斯基尼委员会的贡献 一个从布兰迪到乌尔巴尼的预防性保护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节点是，联邦蓝金尼委员会（philipeniscinationcenter）全称为“历史、考古、艺术和景观遗产保护和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68年成立，1968年完成大部分工作。 弗兰塞斯基尼委员会依法成立，由10多名政府代表和10多名专家组成。它在意大利遗产保护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作用，但鲜有中文介绍。它开展遗产普查，回顾并修订保护法规和管理机制，为1960年代意大利对文化遗产的相关定义、分类和保护的科学方法等作出了重要推进和创新，许多结论至今仍然有效。定义上，在其报告《拯救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中，正式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遗产(Beni Culturali 弗兰塞斯基尼委员会对意大利的保护实践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它提出的“文化遗产”定义和分类不仅体现了在文化维度上保护对象的拓展，也为此后讨论语境的形成和相关法律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明的见证”在意大利被沿用并形成了对文化遗产特征的一种基本认识，也开启了向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观念延展的可能，逐渐创造着对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崭新理解，即“一系列根植于地方文脉的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元素” 弗兰塞斯基尼委员会的国家措施表明，打破了单一保护对象的单一想法，将遗产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复杂关系放在一起，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保护背景中尤为宝贵。 2.2 “预防”是实践前提与价值追求 20世纪60年代末，左翼风暴肆虐欧洲和世界，世界陷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战后的一段“经济奇迹”后，意大利进入经济相对低速的增长时期。与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动乱和低迷几乎同时地，1966年的佛罗伦萨(图2)和威尼斯洪水均是这两座城市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洪灾之一，面对灾害时的力不从心和灾后立即开展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不仅推进了国际合作的进程，也促使意大利建筑保护界和相关部门反思既有的单一事件导向、缺乏应急方案的保护方式，并思索如何预防性地对待可能的自然灾害 在这种背景下，乔瓦尼乌尔巴尼（jovani）在1975年提出了“计划保护”方法。乌勒巴尼延续了弗兰切斯基尼委员会对“文化遗产(Beni Culturali)”的定义和整体性思想，将之鲜明地阐释和体现于自己的实践和论述中。应当指出，自然灾害和经济问题并不是触发“规划式保护”方法出现的唯一引线，乌勒巴尼对既有单一对象式的保护方法长期以来在成本、效率和运作模式上的沉疴亦有清醒审视。 在制定有计划的保护方法后，关于预防白兰地的想法已经存在了大约20年。作为一个方法论，规划式的构思在观察、议题、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