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会三村的形成.docxVIP

四会三村的形成 近年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问题越来越受国家和政府的高度关注。随着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实施和《村民自治条约》的颁布, 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对地方社会, 尤其是基层组织的控制日渐放松。很明显这是我国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但是它又是一项非常难以推进的工作, 在中国历史上, 由于宗族组织的存在, 一个村落的形成往往是建筑在一个宗族或多个宗族的基础上的, 因此村落的治理通常表现为宗族组织内部的自治, 这使得国家权力往往需要通过不同形式和手段不断渗透到村落宗族社会中去。本文拟以广东四会三个村落为例, 结合明清以降国家对地方社会的管治来探讨这个问题, 并提出如何加强国家对地方管治的有效性。 一、 四会三村的历史起源和讨论 1. 宗族组织体现了国家的意识 K村位于广东四会北部23公里, 是一个拥有2385人的行政村, 其中顾氏宗族占了大约82%的人口。据新编顾氏族谱记载, 顾氏原籍广东新兴县大布村, 约公元1642年, 太祖有成公的两个儿子连珠和龙恩从新兴搬迁到四会市, 建立了顾氏祠堂和顾巷, 此时正值南明永历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 南方常年发生战乱, 因此四会城区可能不是生活的理想之地。约公元1662年顾氏与邻居李氏以顾巷交换了K村的格田园和李村沥, 并以此为据点, 在23代内, 把自然村落扩散到12个, 族谱云, “清朝雍正年间, 每年祭祖时在燕山顶打铜锣, 凡是听到顾家锣声的都归顾家收山租, 故此, 顾氏进一步扩充土地, 得到广墉、春水、排沙等地” (顾观康, 2005) 。可见农村地方租税最初是被宗族组织控制的, 村落自治在宗族自治中得以体现。 从顾氏宗族的祠堂结构看, 我们一方面会发现科大卫、刘志伟在意识形态上强调的地方对国家的认同很有说服力, “要了解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宗族, 需要放到中国历史更广泛的视野去考察。宗族制包含宗教、礼仪与语言的表达, 它的发展体现了乡村社会中以礼仪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意识形态的统一, 需要经历一段历史过程, 其中牵涉到国家在礼仪上的推进作用” (科大卫、刘志伟, 2000)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宗族组织实施自治的手段, 言行堂大厅正中是祖先灵牌, 摆放井然有序;神坛左右设有东宫、西宫, 表明了连珠和龙恩两房的地位;宗祠内设有三个帐房、两个仓库、两个厨房表明宗族有共同的族产, 并有共同的活动仪式。二者在祠堂中央两侧都留有极大的空地, 表明祠堂不仅是宗族的活动场所, 也可能是为分配族产而设。 从宗族丧葬礼仪和规模来看, 宗族开创者与国家的帝王兴建工程的模式相仿, 基本上是上行下效。连珠和龙恩的柴塘山墓地建设占地面积约30亩, 听顾林母说 (107岁) , 柴塘山是连珠、龙恩生前为造生基, 有长生福寿之吉祥, 又有为后代老人安葬之地而作。两大房发动子孙后代人工花了三年时间才担成此山。顾林母亲身参加了担此山的工程, 遗憾的是担成此山两三年就来了一个山大王, 改为柴塘山寨, 禁止人畜进入。直至广西军 (发鬼仔) 入侵广东。此时山大王走了, 顾家就顺其禁约至解放后解禁。 2. 国家对地方的控制与补偿 L村位于广东四会西北部18公里, 总户数691户, 是一个拥有2834人的行政村, 它是一个客家移民村落, 其中主导卢氏宗族占了大约65%的人口, 此外还包括陈氏、钟氏、叶氏等7个宗族。据《新编顾氏族谱》记载, 卢氏宗族大约在雍正年间由广东惠州董元桥移民到现今的L村。卢氏宗族的开村祖曰麟公以降经过13代的披荆斩棘, 拓展出现今的10个自然村。查阅《康熙县志》, 我们只看到了隆湖都下辖的铁场鄙, 而没有L村村名 (吴树臣, 1686) , 到光绪年间则在铁场铺下发现L村名 (陈志、刘德桓, 1896) , 以及与L村平级的其它自然村落, 这说明国家对地方已经在着手实施控制, 迟至民国21年, 在四会县志的版图上才有L村作为行政村的名字。解放后, 县以下行政区划以区乡建制划分, 把土民建立的7个自然村——集群村和客民占据的21个自然村落合并成一个行政乡——K乡 (四会县志, 1996) 。这说明此前村落处于国家控制的边缘, 表现为村落自治, 随着国家把村落纳入版图, 这种局面可能会发生变化。 深入宗族组织的基本要素, 我们能看到宗族把持下的村落自治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据族中老人卢平讲述, 族长拥有决定实施族规的权力。一般来讲家户对财产的分配总是长幼有序, 老大会分得较多的家产, 但在父亲生前, 田产、房屋等不得变卖。族产用于族中的公益事业, 由于全村处于低洼地带, 经常发生水灾, 为了生存, 族产经常用来帮助受灾的族中子弟, 即使在现今, 每个自然村打禾的费用支出都是由族产支出。也许是地处山坳, 每年这10个村落都会遭受水涝, 因此每一个自然村都在村庄的水口建有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