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立法思路之反思.docxVIP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立法思路之反思 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是显而易见的。从国际社会来看, 联合国制定了专门的《预防少年犯罪准则》 (利雅得准则) 指导各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也是各国的通常做法。我国亦于1999年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并于2001年1月在中央综治委专门设置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2011年9月改建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 负责指导全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1)地方省市也相应在综治部门设置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协调机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在总体上呈现严峻的态势。尽管最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有所下降, 但一些典型事件暴露出我国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缺乏必要和科学干预机制, 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对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制度“硬伤”的反思。例如2011年李某某因纠纷谩骂、殴打他人并损毁他人驾驶的车辆, 虽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但被收容教养一年, 收容教养的适用引起广泛争议。解除收容教养后, 又于2013年再犯轮奸案, 终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李某某案暴露出我国对于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 尚缺乏合法和科学的干预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 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完善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机制, 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论证, 也已成为一种社会舆论的诉求。 一、 立法思路的模糊性 然而, 1999年6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通过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一部从诞生开始就略显“特殊”的法律。这种特殊性不仅仅表现在立法思路的模糊上, 还表现在法典结构的逻辑混乱上。如果不对这两个核心问题予以厘清, 单纯论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的必要性或者具体条文的增删, 只能沦为对热点事件的简单回应, 这样的法律修订无法解决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机制所存在的硬伤。需要特别声明的是, 本文反思《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存在的问题———甚至是立法思路模糊与法典结构逻辑混乱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并不意味着对这部法律实施十余年来积极意义的否定。(2) (一)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 一部法律从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到草案进入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程序三变其名, 而且调整对象也三次修改, 这在我国立法史上应属罕见, 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就是经历这样一个特殊过程而出台的法律。最初, 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名称是《预防青少年犯罪法》,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立法草案时改为《预防少年违法行为法》, 第二次审议时再次修改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部法律的调整范围, 也从最初的“青少年犯罪”, 在第一次审议后改为“少年 (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 违法行为”, 在第二次审议后再次调整为“未成年人犯罪”。(3)这样的多次重大变化, 至少折射出立法机关关于这部法律的立法思路曾经并未考虑成熟, 而这种立法思路的不成熟性在正式通过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法典结构与基本内容中, 也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而在理论界对该法草案的讨论过程中, 就曾经存在一种严厉的批评意见, 认为“《草案》法条大多系老生常谈或其他法律、法规已有规定, 既缺乏超前性, 又没有充分显示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鉴于已有《未成年人保护法》, 可将有关内容纳入其中, 修订、充实《未成年人保护法》, 不搞两个并列的法”。(4) 未成年人犯罪是各国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各国经验与做法较少受到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从横向比较来看, 国外罕见类似我国这种专门性的、宏观性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在各国立法中, 通常有两部被认为是有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最为核心的法律:一是儿童福利法, 即明确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福利职责与措施, 通过建立儿童福利制度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福利保障。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 这样的立法思路正是李斯特“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思想的体现;二是司法型的少年法,(5)规定干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具体措施, 这种干预通常是由专门的少年审判机构 (如少年法院、家庭法院等) , 通过司法程序的方式决定。制定司法型少年法的传统是由美国伊利诺伊州于1899年开创的, 并在20世纪通过少年法院运动影响了世界各国。司法型少年法除了建立以“五个专业”(6)为特点的少年司法制度外,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基于提前干预的预防思路, 扩大了国家干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范围, 即不仅仅干预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 还干预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犯罪行为”。所谓“前犯罪行为”通常包括可能导致犯罪的未成年人“虞犯行为”, 以及虽然触犯刑法但因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因素而不认为是犯罪的“触法行为”。例如日本少年法第三条规定, 以下三类少年交付家庭法院审判:一是犯罪的少年;二是未满十四周岁的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三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