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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必须遵循不能继续遵循的先验命题 一、 解释契约何必须遵守 乍一看，“合同为什么必须遵守？”（即“合同的效力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是一个难以可靠的问题。一个人之所以遵守契约可能是出于多种考虑,害怕引起一场官司或担心警察的强制执行,是他遵守契约的法律上原因;除此之外,他或许还会顾忌舆论的谴责、信用的丧失、与他人合作机会的减少以及自己良心上的负罪感等等。但以上罗列的这些理由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契约为何必须遵守,因为无论把遵守契约的原因归结为法律责任还是道德义务,都免不了进一步的追问。如果求助于上述理由去解释契约为何必须遵守,就会最终陷入一个倒果为因的逻辑陷阱。在这里,我们会遇到一个类似于美国伦理学家普里查德的困惑,即,如果不求助于一个先验的,一般的允诺或者有关遵守契约的契约,不诉诸一个先验的有关忠诚的信守诺言的道德原则或法律原则,就无法解释和证明契约为何必须遵守。1正因为如此,“契约必须遵守”这句古罗马法谚在法学和伦理学领域一直被视为一个不能继续追问的先验性命题。但本文首要的写作意图就是对这个先验性命题继续追问并做出解释。解释契约为何必须遵守,实际上是解释没有任何外在制度保障(即没有法律、道德、习俗、禁忌的制度环境,也没有公共权力、社会舆论的保障力量)的契约是否具有使缔约者必须遵守的效力。2 在发生学意义上,契约不仅是构成整个社会制度的最小细胞,也是生成这个庞大的制度有机体的最小单位。在一个没有任何制度背景的社会(下文称“无规则状态”)中,最初缔结契约的那两个人就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真正奠基者。发生学意义上的整个人类制度文明的最早源头不是规则,而是契约。由此看来,本文致力于从根源上寻找契约为何必须遵守的原因,实际上也是在探寻人类制度文明的逻辑起源。解释契约为何必须遵守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审视宏观社会制度的微观视角。 从逻辑上解释人类制度文明的起源,意味着我所关心的只是逻辑的历史,而非实在的历史,我的目的不是再现历史的真实,而是对真实的历史提出一种解释。我将要设计一个纯逻辑形态的“思想实验”来解释初级形态的社会秩序的生成,实在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性、混乱性和无限可变性将会在我的模型化历史中被有意忽略,在趋向于无穷大的历史因素之中,我只是抽取了少量的但却意义重大的变量,并通过层层递进的逻辑推理来建构一个具有线性结构特征的理论模型。3通过假设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规则的人与人相互为敌、频繁冲突的无序状态,我们可以清楚地审视一份孤立的契约在没有任何制度背景的环境中是怎样缔结的。 借助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我试图从个体“理性人”角度叙述“无规则状态”中契约的订立过程。博弈论是一个分析工具包,它被用来帮助我们理解“理性人”的决策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时的现象。这种理论隐含的基本假设是:决策主体追求确定的外部目标并且考虑他们自身的实力和其他决策主体行为的期望。4对一个法哲学问题——契约为何必须遵守——的博弈分析会使我们的思维和视角深入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把本文看作是对一个博弈模型的法哲学解读。 二、 “附带利益”与反侵犯行为 我们将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来展开讨论,我们选择的实验对象是由复数的“理性人”组成的群居共同体,并且,在这个群居共同体内没有任何社会规则,这一假定意味着我们的讨论起始于一个完全虚拟的问题,即“无规则状态”中的“理性人”将怎样安排他们的生活。 “理性人”的行为遵循着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的原则。如果甲计划从乙手里用暴力夺取他渴望得到的10只野兔,那么他至少会考虑到(非常迅速地,甚至是下意识地)对手实力的强弱、成功的概率、意外受伤的风险、行动消耗的精力、以及将这些精力用来狩猎能够得到多少野兔,将这些因素综合权衡就是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这是“理性人”采取有目的的行动所必然遵循的思维方式。 假设甲估计了对手的实力之后对暴力行动计划的成功只有六成把握,那么甲的预期收益就是6只野兔(10只野兔乘以60%的成功概率)。如果在甲看来,将意外受伤的风险以及为夺取野兔而耗费的精力折合在一起只能消耗5只野兔的价值,那么他就会觉得夺取野兔计划是有利可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甲必然会实施这一计划——除非在他看来,没有其他行动方案是更加有利可图的。考虑到如果甲将消耗在夺取野兔计划上的精力转而投入于狩猎,他也能够得到同样多的6只野兔,并且考虑到获取同样多的野兔,狩猎至少比侵犯行为更加安全,那么甲就有可能放弃暴力行动计划。但如果甲是个深谋远虑的“理性人”,那么他或许还会看到,侵犯行为除了给他带来6只野兔的预期收益之外还有许多“附带利益”——侵犯行为可以为甲提供一次积累侵犯经验、提高侵犯技能的机会,并有助于为甲塑造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这些“附带收益”无疑会提高甲的侵犯行为在将来获得成功的机率,并减少甲在将来遭受他人侵犯的可能性。如果甲非常珍视这些“附带利益”,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