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朝鲜对汉学漂浮民的处置.docxVIP

17世纪朝鲜对汉学漂浮民的处置 “难民”1是明清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点，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海洋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它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研究领域。由于漂流现象多与日本紧密相关,故多数成果以日中“漂流民”和漂到地日本和中国作为研究视角,2作为探讨该时期中日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然而,通过检阅这一时期的中朝文献,尤其是《朝鲜李朝实录》和《事大文轨》后不难发现,与日本隔海峡相望的朝鲜半岛,亦为各国漂流民重要的漂到之地。对此,国内学术界虽已对之有所关注,3但显然还远远不够。 在帆船航海时代, 漂流民现象常被视作海洋经济活动的晴雨表, 频繁的海洋贸易常常伴随频繁的海难事故。1641年至1689年间,中国和日本正经历着复杂的国内政治与军事斗争, 尽管情形各异,不过两国国内的“弱势”群体均不约而同地活跃于东海、黄海海域,由此导致大量船只因海难漂至朝鲜。在漂至朝鲜的漂流民中,既有来自南明的海商, 也有混迹海上的日本基督教“牢人”。自17世纪30、40年代以来,崛起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以摧枯拉朽之势, 展开取代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明朝的战争,并于1683年彻底铲除了盘踞台湾的残明势力。而与此同时毗邻朝鲜的日本在织丰政权4(织丰时代或安土桃山时代5)被德川幕府取代之后, 积极展开旨在加强封建统治的闭关锁国政策。在中朝关系上,朝鲜政治上屈服于清朝的武力压迫,而不得不承认双方的宗藩关系,虽然“从心理到感情对清朝取代明朝统治拒不接受。”6基于这一原因, 朝鲜在如何处理明朝以及残明辖区的“汉人”漂流民问题上,经常陷入政治与情感两难的抉择之中。另一方面,朝鲜在织丰时代曾遭受来自日本的入侵, 其后的德川政权虽积极改善了日朝关系, 但入侵的阴影使前者必须小心处理日朝间的双边问题。在德川幕府锁国政策中,禁止基督教的传播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德川幕府的禁教不仅是对国内基督教信徒展开镇压, 且将之推行至那些逃亡海外夹杂在漂至朝鲜境内的中国海商中的基督教牢人身上。因此,李氏朝鲜在如何处理“汉人”漂流民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日本的政治诉求。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处置来自邻国的“非法”海洋活动遇难者,成为该时期困扰朝鲜李朝君臣的一大难题。本文拟就这一时期李氏朝鲜对“汉人”漂流民7处置方式变迁的考察,分析中日朝三方所起的作用,进而窥究17世纪中后期东亚国家关系的演变轨迹。如有不当之处,祈求方家赐教。 一、 朝鲜境内的“汉人”引流民情况及处置方式 17世纪中后期,东亚的主要国家中国与日本先后经历了国内政权的更迭, 并分别根据统治的需要对海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德川幕府取代织丰政权后, 日本放弃了鼓励海外贸易的传统政策, 转而积极推行旨在打击抵抗势力和稳定统治的锁国体制。这一时期崛起于中国东北的满清政权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展开取代明朝的统一战争, 因此清朝的海外政策紧紧围绕切断明朝及残明势力的海外联系为中心展开。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海上抵抗势力基督教牢人投身于残明统治区的中国海商之中,在东海、黄海海域进行着大规模的海洋贸易。然而海洋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海难事故发生的频率。在东亚各国间“外国漂流民的相互送还体制”8尚未形成前,对于因海难而漂至朝鲜境内的“汉人”漂流民的处置不再是简单的海难救助问题,而是关乎中朝、日朝关系的敏感话题。17世纪40至80年代, 朝鲜境内“汉人”漂流民情况及处置方式,《朝鲜李朝实录》作了较详细的记载,下面我们简要分析一下。 据表1来看,17世纪40至80年代,《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记载的11次“汉人”漂流民事件中,从发生时间来看40年代4次、50年代2次、60年代3次、70年代1次、80年代1次。从漂至地点来看,遇难船只多集中在位于今朝鲜半岛南部、毗邻朝鲜海峡的庆尚道和全罗道。从漂流民的身份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明朝残余势力统治区内的普通海商,二为南明各政权的官商。除此之外,尚有明季行商海外剃发回国的商人,如1652年3月18日, 被押送至北京的苗珍实等二十八名南京、苏州商民。据苗珍实称:“小商等以南京苏州府吴县人,弘光元年,奉旨过洋,往贾日本。遽遭李自成之乱,且虑清朝侵伐南京,弘光天子被害,天下汹扰,小商等不敢回归,转投交趾,行商为业,今至七年。窃闻,清朝爱民如子,故将还本土。”10从目的地来看,主要集中在日本,特别是当时德川幕府最为重要的海洋贸易港长崎。基于这一时期漂至朝鲜境内的“汉人”漂流民的上述情况,决定了李氏朝鲜不能将这些海难事故简单地处理, 而是不同时期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 对上述“汉人”漂流民的处置方式,朝鲜方面并不是随意为之。李氏朝鲜君臣根据邻国政府(包括中国的清王朝和日本的德川幕府)的要求,和其自身对周边(主要是中国)时局的解读,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从表1来看,17世纪中后期朝鲜对漂至境内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