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授时历》《大统分类法通轨》交食推算比较研究.docxVIP

《元史授时历》《大统分类法通轨》交食推算比较研究 至于明代“大统历”的编纂和使用历史，现代研究主要基于明史地理志。而关于该历法的内容,人们也大多以该书所记的《大统历志》为范本。然而,《明史》的实质性编修开始于1679年,而其《历志》早期版本的主要作者吴任臣、徐善、刘献廷、杨文言、黄宗羲和黄百家等虽然兼通历法,但并非专家;重要改订者梅文鼎虽为专家,但也只是从1660年才开始学习历法,对于《大统历》在明钦天监的实际使用情况缺乏直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由于梅文鼎相信“明用大统,实即授时”,因此认为编修《明史·历志》不是要反映《大统历》本身的历史,而是“宜详《元史》缺载之事,以补其未备”,明确说自己的《明史历志拟稿》的主要目的“虽为大统而作,实以阐明授时之奥,补《元史》之缺略也”。他的这些想法和具体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在《明史·历志》的定稿中得到了贯彻和采纳,因此书中对《大统历》的历史与内容的记录和评论难免与实际情况不符。根据这些记录和评论,现代研究者也大多认为,明代三百余载,历无一改,均沿用元代的《授时历》,除了废除岁实消长和对历元做了一些调整之外,仅改历名为“大统”而已。本着这样的先入之见,使得当代研究者很难对明初编订《大统历》过程中的一些改变以及这些改变的意义进行深入思考,而对《授时历》和不同版本《大统历》之间的一些差异一般也不做深究,通常只是当作版本流传中的一般流变。 事实上,最能反映《大统历》真实面目的文献是元统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前后主持编定的《大统历法通轨》一书。然而,该书并没有受到当代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其中主要有三点原因: 首先,《明史·历志》中虽然记载了元统编修该书的经过,但又记载自洪武二十六年开始“自是大统历元以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授时法”,容易使人误以为元统的著作最终并没有得到实际采纳。 其次,关于元统的贡献,《明史·历志》只提到他“乃取《授时历》,去其岁实消长之说,析其条例,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为历元,命曰《大统历法通轨》”,而“去其岁实消长之说”这一“稍异于授时历者”的改变又被认为“并无进步意义,反倒有退步之嫌”,因此,也无人对元统该书真正加以重视。尽管自明末清初开始,人们也注意到元统所取的“应数”与《授时历》不同,但对它们的来源和意义始终不甚了解,以至不少人认为它们只是元统为了适应新的历元而对《授时历》应数进行顺推的结果。 第三,在一些研究者心目中,《大统历法通轨》可能已经散佚,故其原貌已不得而知。 其实,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档案馆内藏有一部完整的6卷本《大统历法通轨》,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本”)也藏有《大统历法通轨》残抄本一套,为明代历法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根据确切的史料,该书是在15世纪中期同一大批天文历法著作一起传入朝鲜,并在正统九年以铜活字重印。奎章阁藏本就是这个重印的铜活字本,共包括《历日通轨》、《太阳通轨》、《太阴通轨》、《交食通轨》1、《五星通轨》和《四余躔度通轨》各一卷,而国图本则仅存《太阴通轨》、《交食通轨》、《五星通轨》和《四余通轨》。 通过初步比较可以看出,《大统历法通轨》与《授时历》和现存《大统历》的其他版本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交食算法上的差别。这些差异看似平常,但暗含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明钦天监所使用的《大统历》的真实版本以及明初《大统历》的编成过程具有重要帮助。 本文拟在术文对比和分析的基础上,将《授时历》和不同版本《大统历》中的交食算法转化成计算机程序,通过模拟计算揭示不同算法的精度和误差特征,以有效提取这些差异中所暗含的有用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讨论以下问题:首先,明钦天监在实际交食计算中使用的是哪套算法;其次,《大统历法通轨》中的新算法效果如何;第三,元统做出这些改变的原因何在;第四,这些改变与书中关于应数的修改又有什么关联。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明钦天监所使用的历法与《授时历》究竟有无实质性差别。而通过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则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视元统的工作。 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首先钦天监至少在交食计算中使用的并不是《授时历》,而是《大统历法通轨》;其次,《大统历法通轨》中的交食算法的改变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利于克服《授时历》在明初计算严重后天的明显误差;第三,《大统历法通轨》中的新“应数”并非仅仅是为了调整新历元,由《授时历》应数顺推出来的,而可能是根据元末明初的实际天象而重新测算出来的,并且“应数”的调整与交食算法的调整存在相互配合的关系;因此而有第四,元统等人在明初对《授时历》的改编并非如我们以往认识的那样简单随意或水平不高。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梅文鼎和《明史·历志》以来人们对大统历编成和使用历史的已有看法,使得我们对明代历法史有了新的认识。 兹将有关分析及其结果陈述如下,以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