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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考古材料所见百越族群的文化因素 总的来说，云南民族史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先秦和汉代，云南省有三个民族集团：白越、古羌和白浦。云南民族史诸专家对于这些族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相比之下,云南考古学界对这些族群的考古文化特征还研究得很不深入。近年来,笔者与云南考古界同仁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如对百越族群的考古文化特征,曾有《云南考古材料所见百越文化考》一文,作了初步探讨。本文则利用云南考古材料,对氐羌文化因素作一些探讨,作为上文之姊妹篇,以就教于民族史学界、考古界专家。 说到氐、羌,在古代本来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两个民族,是两个很大的民族集团。但在古籍中往往连称,有时又有戎、羌戎等称谓,又因他们居住在我国西北部,又有西羌之称。如《后汉书·西羌传》之“西”,即为方位概念,“羌”为民族概念,与“南蛮”、“西南夷”等概念是相同的。又因氐羌最早是游牧民族,故《说文·羊部》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从古文献记载看,两个民族的人数、势力,似乎是羌多氐少,羌大氐弱。严格地说,在研究工作中不应将古代氐羌混为一谈,但从考古材料上实难分辨孰氐孰羌。因氐羌有共同族源,居住在同一地域,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和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本文将其纳入同一范畴内进行探讨。 远在新石器时代,氐羌的先民便已分布在滇西北、洱海和金沙江中游地区了,古籍中记载阙如,然而,在考古学上却有材料。进入青铜时代,则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都有踪可寻了,下面我们一一分述之。 瓮棺葬在考古学资料中,最能强烈地反映出不同氏族、民族或种族的文化特征者,莫过于埋葬习俗了。瓮棺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中,一共发现17座瓮棺葬,平行排列于住房周围。此类墓葬的特点是以陶瓮作葬具,一般高50至60厘米,饰以篮纹、划纹、弦纹、附加堆纹等。一般是在住房附近掘一个比陶瓮棺稍大的坑穴、横放、瓮口朝西,瓮口上多复盖陶罐。根据对瓮棺中残存骨架的鉴定,多为不满周岁之婴儿。其中有7座瓮棺内有随葬品陶罐、陶壶、石斧、骨镯、骨珠等。比较奇特的现象是在瓮棺的肩、腹或底部有意识地敲1至3个直径1.5至2厘米的小园孔。此外,在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瓮棺葬10座。 把夭折的婴孩埋葬于住房附近,其意义在于体现了家长对孩子的体贴与爱护,以防野兽伤害其遗体;还有一层意义是婴孩未行“成丁礼”而夭,是不能埋葬在氏族之公共墓地的。将完整的瓮棺有意识地加以破坏,敲出小园孔,其意义在于让死者灵魂有自由出入的孔道,可以经常回到母亲身边。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与宾川白羊村遗址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前者距今3500年左右,后者距今不超过4000年。这两处遗址内用瓮棺埋葬婴孩的习俗从何而来?系从仰韶文化而来。这习俗在黄河中、上游,尤其渭水流域常见,以仰韶文化之西安半坡遗址为例,这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西安半坡遗址内的瓮棺埋葬夭童,排列于住房周围,瓮棺上也有意识地敲出小园孔以供灵魂出入。仰韶文化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即我国中原和西北地区分布广泛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也是我国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代文化的创造者是古代氐羌的先民。瓮棺葬为氐羌考古文化特征当无疑。 火葬氐羌文化中夭童实行瓮棺葬,未见诸古籍,而氐羌族实行火葬,则是古代文献中有确凿记载的。《吕氏春秋·义赏篇》载:“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氐羌族群后裔之一的藏族,至今仍行火葬,彝族直至明代以前一直是行火葬的。考古材料所见火葬墓主要发现于氐羌活动中心之甘肃、青海。在甘肃临洮寺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火葬墓,并明确指出墓主乃氐羌。此外,在青海循化发现了卡约文化的火葬墓。黄河上游的卡约文化以循化阿哈特拉山和苏志之遗存为代表。俞伟超教授明确指出,阿哈特拉类型文化,其地望就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记最早的羌族之一支——析支羌的活动地区,羌族的活动,可以追溯至商代。卡约文化阿哈特拉类型文化就是析支羌的考古文化遗存。 在考古材料中,火葬墓之实物遗存远比土坑墓要少得多。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目前尚未见到火葬墓。这里仅以剑川沙溪青铜时代墓群作为例证。该墓群上限在春秋时期,下限约在西汉。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火葬罐近百件,瓮棺30多件,这是云南考古材料中所见较早和规模较大的火葬墓群。剑川沙溪墓群中出土大量单耳、双耳、三耳陶罐,具有强烈的西北古代文化因素,根据剑川沙溪古墓群的风格,定为氐羌文化是没有问题的。我国西北地区火葬习俗,远在新时器时代即已有之,云南青铜时代火葬习俗,一般来说,是从新石器时代而来,由此推之,云南新石器时代氐羌之先民也应该有火葬习俗,这一习俗沿习了许多朝代,如唐代南诏国即行火葬,《蛮书·蛮夷风俗第八》即有记载:“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貯以金瓶,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