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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宁信而顺信与顺的统一兼论硬译 我们有时在翻译社会科学著作时强调忠诚。特别是在理论上，它应该强调忠诚。如果“信”与“顺”不完整，“顺”不允许美，“顺”、“直”和“硬翻”是正确的。 这主张话虽不多,涉及的问题却不少,影响则可能大而深远。 首先,为什么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要特别强调忠实呢?难道文学的翻译就可以不那么强调吗?另一方面,为什么社会科学的译品就可以“宁信而不顺”?难道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林肯的一些演说、吉朋的《罗马衰亡史》、但丁的一些政论,翻译起来,对“顺”的要求,就可以比文学作品低吗? 其次,为什么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就做不到“信”与“顺”两全其美呢?“宁信而不顺”的提法会不会降低今天的翻译标准?甚或成为某些要求不高的译者的口实? 其三,“直译”或“硬译”能保证准确吗? 持有上述主张的同志是很难正确解答这些问题的。 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赞同鲁迅四、五十年前对翻译的看法;而鲁迅之所以提出这一看法,既有其时代背景,又受到认识上的限制,所以不尽符合今天翻译界的现实和“四化”对翻译的要求。我们今天学习鲁迅,应学习他对当年翻译界的错误认识勇于斗争的精神,对介绍世界文学并由此而引起的巨大影响的无比贡献,对译作一丝不苟的态度,而不是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翻译的准绳或工作的指针。我想这才是我们今天尊敬鲁迅应持的态度。 为了作进一步的阐述,我想简略地回顾一下鲁迅当年主张“直译”或“硬译”的背景,并提出我对这一提法的认识。 翻译界这场“信”与“顺”的大辩论发端于三十年代初。当时梁实秋在《论硬译》一文中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于是以他为首的一方便提出了“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以鲁迅为首的一方则针锋相对,以“宁信而不顺”驳之。鲁迅曾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说:“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也不会懂,如果好象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1 鲁迅这“宁信而不顺”的提法当时确实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但是我们今天研究这场大辩论,一方面固然应当肯定鲁迅这一历史业绩,另一方面,我认为,还应当明确这一提法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提法在今天看来带有片面性。这是因为,“近三十年来,我国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积累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经验。”2翻译工作者的认识不断提高,技巧的运用也日臻熟练。今日国内的翻译水平,不论是文学方面或社会科学方面(自然也包括理论著作),总的说来,已经远远超过三十年代的水平,译品完全可以争取达到既信且顺的标准,而“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3 “信”与“顺”本来不是矛盾或对立的。关于这一点瞿秋白早就向鲁迅提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不应当说:要‘顺’就不能够‘信’,要‘信’就不能够‘顺’,或者:要‘顺’就不能够不‘信’些,要‘信’就不能够不‘顺’一些。”4实际上,古今中外的翻译家都是兼重“信”和“顺”的。 我国公元四世纪后秦的鸠摩罗什,虽然偏重意译,其译作有“文辞流便”之誉,但他十分重视经义的正确翻译,死前曾发誓说:如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唐玄奘所译经文就更进一步了,那是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因而译得十分精妙,被誉为“新”译。 十八世纪英国翻译家泰特勒(A.F.Tytler)曾提出后世翻译工作者一向遵循的翻译三原则: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与原文的性质相同;三、译文和原文同样流畅。 稍后一些,我国清代学者严复译出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虽采取意译,但还是提出“信达雅”的标准,而以“信”冠其首。他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上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为了翻译introduction一词,他和朋友反复推敲,三易其稿,最后才“质译导言”。 苏联翻译理论研究者费道罗夫认为翻译的概念应是:“用一种语言准确而完善地表达出另一种语言业已表达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东西。”另一位叫索别列夫的也提出:“翻译就是改变语言外壳,保持思想内容”;我体会:前一句是为了求“顺”,后一句是为了求“信”。 其实,就连鲁迅本人也是主张“信”、“顺”兼顾的。他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5 上面引述一些译家的看法,也许已足以说明“信”和“顺”本来就是统一的整体,不应分割,不应相互对立。尤其今天的译作都应要求达到既信且达的水准,即便是社会科学著作或理论著作也不宜采取“直译”或“硬译”,以致降低译文的质量。为什么理论书不采取“硬译”就难以做到“准确”呢?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什么叫“硬译”?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