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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的喜剧化 “人是第一位的，社会是第一位的，生活是第一位的，电影也是第一位的。”这是冯小刚在《非诚勿扰》公映后的告白。冯氏在2009新年伊始于东方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影评节目《光影随行》中表示, 电影走到今天, 真正走上了繁荣健康多样化道路。《非诚勿扰》可谓是对固有喜剧模式的突破, 用温情的幽默和诙谐, 抹去观众心头因雪灾、地震和金融危机等带来的阴影。 冯小刚走过了悲壮的《集结号》之后重归喜剧之途, 借助喜剧或非喜剧大腕的出彩表演与可以迅速流行或许还会成为“经典”的台词, 来对当下社会现象和百姓生活予以鲜活呈示。《咬文嚼字》公布的《2008年十大流行语》中, 《非诚勿扰》是唯一名列其中的影视剧。该文称:“由于宣传造势到位, 影片上映后票房飙升, 冲破三亿大关。‘非诚勿扰’这个四字格短语, 在2008年年底迅速走红。”平心而论, 《非诚勿扰》若是光靠宣传造势, 观众未必乐意埋单, 或者即便埋单了但还会在埋单之后连呼上当甚至骂声一片。事实上尽管众说纷纭, 《非诚勿扰》还是既赢得了市场又获得了不少好评, “非诚勿扰”的流行, 也是事出有因。 一、 从自我到个人化 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提出了“作家电影”的系统主张, “其中最突出的一种观点, 即认为电影应当充分地体现艺术家独创的、独特的个性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艺术家本人的‘署名’。这一‘署名’不仅要贯穿于他的一部影片, 而且要贯穿于他的一系列影片之中;也不仅仅只体现为电影技能的特征, 甚至连使用的素材都要具备‘署名’的特征。一句话, 电影应是个人化的艺术。”(1) 冯氏贺岁系列片, 亦是一种“署名”, 值得肯定的是, 冯氏的“署名”一方面高度张扬冯氏喜剧的特质, 另一方面又本着“往前走”的精神, 呈现出一种坚守自我的同时不断发展自我调整自我的姿态, 让原本“自我”的“署名”, 避免出现故步自封自以为是的自恋的乃至变态的电影符号的呈示。《非诚勿扰》走出了冯氏贺岁片小品化、拼贴化的电影叙事模式, 给观众讲述一夜暴富的“剩男”秦奋在“征婚”路上不断跋涉, 最终在梁笑笑那里获得了真爱的故事。寻寻觅觅中, 秦奋还“遭遇”了男同志、墓地推销员、性冷淡女、股票女、台湾富家女等形形色色之人。这是一个很“假”的故事, 这又是一个情节一波三折的让观众可以接受可以不管其真假的故事。在影片中, 故事的真假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完整的、主副线交织而成的、具有一定观赏性的故事。显然, 《非诚勿扰》的观赏性除了来自于演员的演技和无处不在的“贫嘴”与幽默调侃之外, 还来自于影片叙事中流淌着的温情, 以及通过这样的温情所折射出来的对人性当下和未来“走向”的关注, 对人性之真之善之美的呼唤与企盼。由此, 《非诚勿扰》被冠之以“非典型冯氏喜剧”。 二、 在娱乐中追求思想的“内涵” 冯氏贺岁片被定位于娱乐片或曰商业电影, 属大众文化之范畴。“影视文化角色定位于大众文化, 意味着影视生产与传播将围绕大众普遍的、当下的情感心理诉求, 满足其普遍的、当下的情感心理需要。”(2)2008年, 注定让每一个中国人刻骨铭心。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开放发展的中国, 雪灾和地震让人们经历了天灾之痛, 全球性经济危机又让国人共同经受寒潮的考验。中国的普通百姓虽然“渺小”, 却在众多的重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个人的与民族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问题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 有迷惘也有信念, 有放弃也有坚守。冯小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国人的经历、遭遇、感受还有思考, 用冯氏电影符号予以冯氏式的幽默而又温情的展示, 并在影片的结尾, 借助秦奋与土大款 (风险投资人) 高举着的望远镜“看未来”。这样的示温情与看未来, 多少可以满足一些观众“当下的情感心理诉求, 满足其普遍的、当下的情感心理需要”, 因此, 这样的温情也就多少有其流淌的价值。在某些层面上, 这样的“温情”还与官方主流文化以及学界精英文化三源相汇, 殊途同归。 “娱乐消遣往往排斥深度的、个性化的体验与思考, 同时由于其容易满足大众普遍的当下的某些情感心理需求乃至感官刺激需求, 而赢得较高‘票房价值’或‘收视率’, 从而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但是, “真正的有较高经济效益同时又实现‘娱乐消遣’功能的影视产品, 也往往需要一定的思想容量特别是智慧含量。”(3)或许流行的未必是大众的, 但真正大众的必然会流行。冯小刚的“向前走”, 表现为没有只将电影技术的传播停留于“声色光影”带给观众感官刺激的技术层面和娱乐层面, 而是选择当下社会生活的热点、焦点问题作为创作素材, 在社会现实生活、大众心理需要和生活需要的交接之“点”上下功夫, 在娱乐中追求影片的“思想容量”。虽说秦奋成功地将“终端分歧机”忽悠给了土大款的情节显得有些“弱智”, 笑笑痴情于已婚男人甚至不惜跳崖徇情的情节不仅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