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族的形成与演变.docxVIP

中国古代民族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古代民族的形成以及不同民族部门之间的变化和整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早在春秋时期,中原民族对四外的少数民族即有夷、蛮、戎、狄之分;《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夷、蛮、戎狄的区分,是依据他们的生活特点而言的。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将古代民族分为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狄组、群貊组。史前史学者徐旭生以为,把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加以总括看,我国古代三个主要的部族集团是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江应梁先生提出,商周之际,与中原华夏族紧邻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三个族系:分布在山东半岛淮河流域一带的是东夷;分布在西部和西北部的是羌氐;分布在东南和南方的是越,也称瓯骆。同样是对先秦古代民族分类,徐先生的分类里没有提百越族系,而江先生的分类里没有提到苗蛮族系。民族史学者,至今对古代民族诸如九夷、百濮、百越、氐羌、三苗、南蛮、里僚等的族系问题,以及它们与现代民族的渊源关系,都在探索之中,学者们对古代民族的划分不一,看法也并不一致。 在探讨畲、瑶民族渊源时,有的学者认为畲、瑶民族是“长沙武陵蛮”之后,有的学者认为畲、瑶同源,与古代百越族系有密切关系。两种看法争论之焦点,笔者以为要从理清“蛮”、“越”族系的关系入手。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蛮越之众,自此瑜岭而居溪峒,分徭、僮二种,徭乃荆蛮、僮则旧越人也”。有的学者以此为据,以为“蛮”、“越”族系不同,不能混淆,舍、瑶民族的先民与越族系无关。顾氏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之际,徭、僮都已发展为独立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这一点看,顾氏的论断言之有理。但在探索远古历史的时候,“蛮”、“越”族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决不是顾氏论断可以一言以概之的了。 春秋之季,楚与吴越间有一番激烈的争战。公元前583年,自晋采纳从楚逃亡到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以来,申公巫臣把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教给吴,并“教之叛楚”以后,“楚之边鄙无岁不有吴师”,“晋之意不过谓用吴可以制楚,不知退一豺,复进一狼,曾何愈于楚?则吴之得通中国,楚有以成立,而晋亦自撤其藩篱也……”,于是,“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与此同时,与吴毗邻的越国,乘吴忙于攻楚之际而攻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败越于夫椒(今苏州),乘胜攻入越都。越王勾践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公元前473年灭吴。 楚国原来是附属于周的一个诸候国,它在晋楚争霸中原的过程中,不断向东向南发展,春秋中期,周天子要楚成王“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成王在周天子怂恿下,对今湖南、江西境内的越族大举入侵,大大扩张了楚国的版图,这就是《史记·楚世家》所谓的“于是楚地千里”。楚共王时,楚“抚有蛮夷,奄征南海”。楚悼王十五年至二一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至此,整个湖南并入了楚的版图。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兼并了四、五十个小国,东边的群舒及淮夷,商代遗留下来的徐国及东夷的某些小国,南方的蛮夷和蛮越都在内。及至公元前334年,楚灭越,楚的疆域不断扩大,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它的东边至东南沿海,北达黄河,南达云南,控制了长江、汉水、淮水流域。楚国融合了中原地区及荆蛮、东夷、蛮越、百濮诸古代民族的文化,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因此,“楚国当时可以说是民族融合的一个典型”。 因此,当我们分析古代蛮、越关系,以及两汉之际“长沙武陵蛮”的民族成分时,必需要放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吴、越间的频繁交往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两汉之际的长沙武陵蛮地区是在上述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多民族成分的聚居区,据《三国志·黄盖传》,汉末三国时期,武陵郡有巴、醴、由、诞等几种人,并不仅仅是“蛮”族系的民族,所以现今壮侗语族及苗瑶语族一些民族的先民都与长沙武陵蛮有关。 所谓畲·、瑶源于长沙武陵蛮说,一般认为始于范哗。《后汉书·南蛮传》谓:“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巢瓠,下令之后,梁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藥抓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末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瓤。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棠,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粱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彩,衣服制裁,皆有尾形……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如果从范氏的记叙中,理解为长沙武陵蛮中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