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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古诗创作与诗人的素质 3、长诗与短诗的比较。其实这样的比较属游戏性的,可是我们往往由于在概念上的含混使得传播媒体也在含混不清地泛滥下去。因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也未尝不可。首先诗歌的长短在形式上可能与小说的长短不同。小说可以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有更短的微型小说。而诗歌普遍只有短诗和长诗之分,则没有中诗的说法。按我的理解,该这样分为好:短诗,一般为80行以下的所有诗作,这个范围内的诗歌作品最多,优秀作品也最多,目前刊物中发表的、选集中选入的基本上是属这类,抒情性和技巧表现也是最丰富的。80行以上至300行,可称之为百行诗,许多朗诵诗也属这个范围。300行以上直至千行万行的,称之为长诗也就很自然了,20世纪世界上有许多经典诗作都属这类长诗范围。如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聂鲁达的《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帕斯的《太阳石》、沃尔科特的《奥梅罗斯》等。其次,诗歌的长短在内容上却与小说相同。长篇小说故事曲折,人物众多,背景宽阔。长诗也具有结构宠大,表现复杂,抒情展示充分的特点。如果是叙事性长诗更与长篇小说接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被称做诗体小说就是一例。短篇小说则撷取片断,注重技巧,意在精雕。短诗在抒情的特征中技巧和意境比小说表现得更胜一筹。现代抒情长诗尽管在内容上不可与小说类比,但诗人在心灵上所承受的精神冲撞和压力与小说家是相同的,甚至更强烈。 4、长诗的创作是艰难的。这里谈几个接触到的直接因素:一是诗人的素质。除了应具备一定的较高的文化水平、文学素养、诗歌的投入与悟性,以及作为诗人的一切必要的基本条件外,还要有相当的短诗创作实践和经验,或许还应包括诗歌的理论水平和对古今中外史诗、长诗的阅读、汲取、理解、批判的能力。这些素质对于写长诗的诗人来说还是十分基础的。如果缺乏这些基础,那必定是很难写出或写不出像样的长诗的。话又说回来,即使具备了这些基础那也不一定能写出长诗来,这就要看诗人的气质和性格能否胜任长诗创作了。他可能终身能写出成千上万的优秀短诗,但却写不出一首长诗来,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中也是常见的。而前苏联的叶·伊萨耶夫终身没写什么短诗,写的所有作品均为长诗,如《记忆的远方》、《记忆的审判》,且部部出色超群,这种超越规律的现象是罕见的。诗人的素质是创作长诗的必要前提,但不是唯一的,能达到者毕竟少数。二是长诗创作自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技巧,也就是技术性的创造过程。不是说诗可以随便连接长了就称做长诗的,一部长诗无论长至千行万行,总应表现一个核心,一个主题,或是一类主题,这种表现要通过诗歌特有的技巧和语言的特种功能去表现。因此,诗人在动笔前要有所设计和准备,创作中更应精神丰沛,情绪专一,妙笔生花,表现过程亦可辐射核心,亦可内聚主题,或者盘旋而上,推向高潮,或者层层剥笋,细品慢嚼。一部完整的长诗应是一座完美的艺术宫殿。可是也有些诗人无视长诗的特征,走捷径,偷工减料,草率从事,敷衍成长诗。一种是将自己许多短诗以各种土的洋的数词标好,系列地排下去,即曰为长诗。另一种是将几个组诗合做一处,也曰为长诗。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长诗的完整性和完美性的误解与伤害,当以否定之。三是长诗灵感的持衡性限制了诗人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我们谁都知道灵感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但灵感对于诗来说却常常表现为突然性、强烈性、瞬间性、缺乏持衡性。如果是短诗,就非常适合创作的即兴性,可是长诗就无法在短期内完成,需要灵感的持衡和持久,写长诗与写短诗的思维活动、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因此,这就要求诗人有迷狂心态,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这样论述过迷狂:“诗人只有处在一种感情极度狂热或激动的特殊精神状态下才会有成功的作品。这种情绪上昂然自得的特殊精神状态,在习惯上总是把它看作是与一个人控制着他的全部机能时的那种正常状态相对立。并往往伴随较长时间的疯狂。”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阐释迷狂的本质,但特殊精神状态下表现的诗歌创作却是长诗创作的最佳心态(这当然也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进入迷狂心态的)。迷狂心态的标志之一,是写作行为的自动性,诗人在写作长诗阶段进入物我合一的状态,失去了对自己行为的意识与监控,在自我意识失落以后潜思维成果却直接涌现,不断地充实作品意象,并与灵感爆发紧紧相伴,直至整个长诗的完成,迷狂才能渐渐消失。我自己在创作长诗的那些日子里(比如写《星座》、《娉婷》、《曰水》的时候),常常被幻觉和梦境包围,失眠和时差颠倒随时都在痛苦地折磨我,这也许就是迷狂所至吧。迷狂的心态已不能使人正常地生活。创作长诗的疲惫远远大于他获得的愉悦,这正是诗人最不愿干的事情。四是诗歌环境的恶劣。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走了一段如弓一样的路,从发韧到崛起,从“第三代”到“先锋派”,目前又被市场经济的潮水荡涤,灵魂和肉体全部袒露殆尽,竟回到原来的位置(不是指诗歌水平)。人们对诗的认识不像过去那么神圣了,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