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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谣言一项社会心理机制与传播方式的审视 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越来越全面。学者在注重“官式文本”与“主流思维”的同时,也开始留意当时时空环境下的群体心态与社会氛围。不过,这种研究尝试愈上溯早期断代领域,则愈为少见。因为在材料开掘与阐释把握上,难度都进一步加大了。近日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吕宗力先生著《汉代的谣言》1,以一个全新视角,对两汉史籍中的谣言类言论进行了系统审视。作者通过对谣言社会心理机制与传播方式的解读,揭示出当时社会舆论中的政治情境,为读者呈现出“更多维、多层、多彩的历史图像”,增进了对此类信息“历史真实性”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的认识。 一 资料的宏观把握 什么是谣言?对于这一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往学者多关注它本身的“重要性”(importance)、“模糊性”(ambiguity)等因素特征。然而,谣言生成、传播过程中的人际沟通,这一过程中“人”的反应与互动,同样值得重视。作者即在这一思考下对“谣言”作了新的定义:“一种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谬误、主要经口头传播的言论信息,经人际沟通、集体参与和广泛传播而构建成形”(第3页)。 全书在“绪论”之下分为八章及三篇“附录”。一至五章分别为:“流言与讹言”、“妖言”、“谣言”、“谶言与谶谣”、“政治神话与民间传说”,大体是广义“谣言”据汉代社会语境及其生成、传播、影响特征,而形成的进一步细类。如果尝试总结,“流言”、“讹言”皆为难溯起源而在公众中散布的言论,“流”、“讹”都突出变化、流动的特征,而与“虚假、伪造、荒谬”并无必然关系。二者差别在于流言兼指在朝廷、民间传播者,讹言则更多“标签民间流传之言”。“妖言”在秦汉历史叙述中,与“妄言”有时互通,以“不祥”与“惑众”为特色。特别所谓“不祥”,强调了此类言论具有的神秘色彩。至于第三章涉及的“谣言”,则取狭义,即民间歌谣。作为非官方言论,它往往被视作民心民意的流露与表达。“谶言”指暗藏玄机、预示未来的隐晦式言论,“谶谣”则是以童谣形式表现的谶言。最后一类的政治神话与民间传说,多以故事形式出现,情节结构更为完整,主题也具有更长的时效性。在每一类别下,作者细究其语义,详考其案例,观察当局的因应之举,体会民众的意识心态,做了扎实的工作。第六章“观察与思考”为全书小结,对谣言的史料价值,谣言起源、传播、建构的过程与形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尝试解读所反映的社会心态。《纬书与西汉今文经学》、《东汉碑刻与谶纬神学》、《感生神话与汉代皇权正当性的论证》三篇完成相对较早,因与主旨关系密切,作为附录收入。 本书资料翔实,论述全面,特别以下三点给人印象较深。第一,史料阐释。秦汉史料总量有限,涉及谣言类材料不少更是常被举用,而作者很注意从这些旧史料中发掘新意。如第一章第一节“流言”,关注汉代君臣书奏、对话中对西周“管蔡流言”的提及与表述,注意揭示其在汉代政治中的符号意义及影响。东汉章帝时,长安谚言“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作者注意将其与明德马后之发式服饰引领京师奢华风尚,却标榜节俭,难免引发社会讽刺相联系。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之“楚歌”,以往学者多不深究,至多据《集解》引应劭、颜师古说,称汉军所唱为“鸡鸣歌”。作者对此有进一步思考,以为当“包括许多不同区域的方言和旋律”,当时情境“更可能是此起彼落的不同区域的歌谣小调”。至于刘邦斩白蛇等开国神话,作者通过对贾谊、诸侯、将相乃至刘邦本人的立汉原因表述,指出他们均“只论人谋,不讲天命”。刘邦的开国神话“至少在西汉初年,似乎尚未成为政治和历史编纂的主流论述”。而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对汉德的祥瑞颂述,应当视作西汉中期以后追述开国神迹的政治文化氛围的体现。这些判断多有合理之处,可成一家之言。 第二,纵向比对。“谣言”在不同历史时期均会存在,因此,研究者应对后代同类历史现象保持高度敏感与自觉。本书的具体研究很注意这一问题。如第27页注③2在分析西汉“传行西王母筹”讹言时,联系“近世不时出现的‘连锁信’,谓接到信后必须抄缮若干份,迅速分寄朋友,勿令连锁中断,否则必遭不测”;第123页注②3在讨论汉代谶书与占筮书关系时,并言及“南宋以后出现的新型谶言结集,如《推背图》、《马前课》,及各种庙宇宫观的签诗,又回复到占筮书的形式”;第172页在谈到汉代谶言的创作者或宣示者多半匿名,或委托老子、孔子等名人,而实际多集体创作时,出注③4指出“唐以后著名的谶言结集,如《推背图》托名李淳风、袁天纲,《乾坤万年歌》托名姜太公,《马前课》托名诸葛亮,《梅花诗》托名邵雍,《烧饼歌》托名刘基”,皆颇具启发,对认识汉代相关问题的特点特征十分有益。 第三,文献处理。本书第40页引京房《易妖占》时,在同页注⑤5、77页注①1对这种利用不多的著作就有较好讨论。